文天祥像

《上宏斋帖》卷（局部）南宋文天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祝勇

故宫的书法风流61

　　庄子说：“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当下是有限的，历史是无限的；生的时间是有限的，死（后）的时间是无限的。死亡早晚都会发生，但死亡一旦发生，就固定在历史中，无法篡改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死当然比生重要。
　　崖山之战前，张弘范要文天祥劝降陆秀夫，文天祥交给张弘范一首诗，就是著名的《过零丁洋》，其中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读罢《过零丁洋》，张弘范都为之动容，连说：“好人！好诗！”

壹 一片丹心
成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

　　有人说，崖山以后无中国，笔者不以为然。崖山以后，中国的土地、人民、文化仍在，那就是中国。华夷之辨，不看血统看文化，这一观念，早在春秋时代的《春秋》一书中就已奠定，不论哪个民族统治中国，只要它继承了中华文明，它就还是“多民族共同体”的一员，就可以成为孟子所说的圣王正统。
　　自《史记》以来的“二十四史”修撰，也延续到《明史》，加上《清史稿》，形成“二十五史”的历史大叙事，上下几千年，差不多所有大事小情，都暴露在史官的字里行间，述史的观念，也贯穿始终，从未因人、因朝代而易，体现出文化的某种坚韧不拔的毅力，也体现出中国历史惊人的连续性。
　　中国的“二十五史”，是一部写了两千多年的大书，一部超长的历史连续剧。每一个朝代的历史都是由后朝所修，但在这些正史中，忠臣还是忠臣，奸佞还是奸佞，红脸白脸一概如故，并不因朝代的变化而带来立场的改变，好像在“二十五史”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总策划，一个方针明确、始终如一的编辑部。譬如说，《宋史》是元人修的，并未给投诚元朝的留梦炎作传，却给誓死抗元的文天祥作了传，说他“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元朝人修《宋史》，把陆秀夫、张世杰、陈文龙这些抗元英雄，无一遗漏地列入了“忠义列传”。
　　到了清朝，乾隆下令修《贰臣传》，分甲乙两编，附录于《清史列传》卷第七十八、七十九两卷中，把明亡清兴过程中降清的原明朝官员（如李永芳、洪承畴、祖大寿等）一律定为“贰臣”，甲乙两编共收入一百二十人。他在谕旨中说，当明朝处于危难之际，这些大臣不能勇赴国难，却贪生怕死，背主求荣，“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意思是这些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因为他们生前有功绩，身后有后代，就原谅了他们。
　　编入《贰臣传》的人，很多是清朝费尽心力才争取过来的，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想到，百年之后，他们会被清朝列入《贰臣传》。而对于那些为明朝牺牲的忠臣良将，乾隆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一一赐予谥号。这表明对任何一个王朝来说，即使它不断地招降纳叛，那也只是一时之需、权宜之计，时过境迁，终归要正本清源，否则，这个王朝的道德体系就会崩溃。那“本”，那“源”，就是“道”，是文天祥所追求的“丹心”，它是跨朝代、超时空的永恒价值，是超越一切价值的最高价值。

贰 看重死亡
催生“绝命诗文化”

　　对死亡的看重，为中国催生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就是“绝命诗文化”。中国诗歌，乃至文学中，不知有多少名作，是写给死亡的。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在面对死亡之际，都会想到留下一首诗，当作对平生的自白，也是对后人的叮嘱。陆游《示儿》、文天祥《出狱临刑歌二首》，都是绝命诗的代表作。
　　连街边乞丐，都有绝命诗留下：
　　身世浑如水上鸥，又携竹杖过南州。
　　饭囊傍晚盛残月，歌板临风唱晓秋。
　　两脚踢翻尘世界，一肩挑尽古今愁。
　　而今不食嗟来食，黄犬何须吠不休。
　　这是清末通州一无名乞丐留下的绝命诗，人们发现他死于路旁，在他身上搜出绝命诗。诗中有“两脚踢翻尘世界”的潇洒，也有“一肩挑尽古今愁”的哀怨；有“而今不食嗟来食”的风骨，也有“黄犬何须吠不休”的幽默。这诗，不是一般人能够写的，所以这乞丐，绝不是“一般人”，只是他的身份无人知晓，成了永远的历史之谜。
　　无论怎样，绝命诗，都成为中国文学、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人把自己对死亡的态度融进了诗歌、文学，成就了中国文学中独特的“死亡美学”。他们面对的是死亡，是自我，是历史，是宇宙。当中国人站在一个更大的（也就是历史的）视野下看待死亡，死亡就不再显得可怕，而是显示出了崇高的、有价值的，甚至是美的一面。如是，我们就可以理解，“宋末三杰”为什么可以无惧死亡、慷慨赴死了。
　　不只“宋末三杰”，据《宋史》《昭忠录》等文献记载，自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忽必烈进攻襄阳以来，南宋死节的文臣武将，有名有姓者共一百三十余人。清代史学家万斯同总结说，南宋末年抗元死节的知名英雄有五百多人，不知名的不计其数。
　　清代史学家赵翼说：“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惟宋末独多。”文天祥被俘时，曾发生过一个感人的事件，就是文天祥的手下刘子俊自称是文天祥，想代文天祥去死，结果真假“文天祥”被元军看出破绽，确定刘子俊是假文天祥，一气之下，就烈火烹油，把刘子俊给油炸了。刘子俊至死无悔，没有半句求饶。
　　当然，南宋官员选择偷生、投降元朝的也不在少数。一样是南宋的官员，这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笔者想，无论是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为乐”，还是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这句话后来被妖魔化了，笔者的理解是，“灭人欲”，不是要灭掉人类正常的欲望，而只是灭掉那些过分的私欲），宋代士大夫把道德（包括政治道德）门槛提得太高了，让很多人望而生畏，就像一座大山，把许多人直接压死了，只有少数人能体验“会当凌绝顶”的胜利感、超越感，这又像一场考试，考题太难，只能制造两类考生：一类是高分学霸，一类是不及格考生，甚至连答都不用答，直接交卷当白卷先生。宋代士大夫精神的水涨船高，最终导致了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士大夫阶级出现两极分化，忠臣与良将齐飞，叛徒共懦夫一色。

叁 浩然之气
让忽必烈为之叹息

　　时间退回到二十多年前，即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五月，二十出头的文天祥在临安城(今浙江省杭州市)参加殿试。南宋第五位皇帝、宋理宗赵昀问文天祥：人们都说存在着天理和天道，只要国君克制己欲、勤于国政，就会实现天道、天理，得到天之保佑，但是我就很勤奋、很努力、很克制，为什么还是内在盗贼、外有边患呢？言外之意：这“道”与“理”，到底灵不灵呢？
　　这是一道真正的考题，这考题很难，考文天祥，也考皇帝自己。面对皇帝的困惑，文天祥写下《御试策一道》，说：天道自然在，圣人之道与天地之道本是合二为一的，如果陛下认为尚未得到天道的保佑，那是您的努力还不够；只有坚持不懈地努力，天道才能显现。
　　文天祥的回答，洋洋万言，不仅入道入理，而且大胆直言，有浩然之气，《宋史》说他“不为稿，一挥而成”，写罢投笔，又看了一遍，胸有成竹，便转身离开。
　　考试成绩发布：文天祥被宋理宗钦点为状元。主考官王应麟评价这一份考卷：“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
　　当宋理宗听见他亲擢的考生名叫文天祥时，脱口而出：“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
　　文天祥后来在《集英殿赐进士及第恭谢诗》中说：
　　第一传胪新渥重，报恩惟有厉清忠。
　　他说到了，也做到了。
　　文天祥死时，说：“吾事毕矣。”把身体转向南方，迎着北回归线的阳光，从容受死。妻子欧阳氏为丈夫收尸时，于衣带间发现了绝命书，上写：“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从今而后，庶几无愧！”
　　笔者想起当年元军兵围临安城，谢太皇太后诏书中给那些逃跑大臣们写下的话：“平日读圣贤书，所许谓何？却于此时做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何以见先帝！”假若谢太皇太后能够读到文天祥的绝命书，不知是否会感到些许安慰。
　　谢太皇太后自临安投降后，和宋恭帝赵㬎先后被押解到元大都。文天祥赴死的元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十二岁的赵㬎被遣送到元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谢太皇太后则在第二年去世。
　　文天祥被斩那天，忽必烈坐在宫殿里，有人听到他发出的一声叹息：“文丞相好男子，不肯为吾用，杀之诚可惜也。”
　　七年后，文天祥的同科进士谢枋得被扭送至大都城，已是元朝宰相的留梦炎强迫他入朝做官。路过柴市口，元朝官员故意把文天祥就义的地点指给他看，谢枋得涕泗横流，说：“当年集英殿进士第幸同榜，今复得从吾同年游地下，岂非幸耶？”
　　那一年礼部会试，原本谢枋得名列第一，殿试时他在卷子里写“权奸误国，必亡赵氏”，把矛头直指董宋臣，才被贬为二甲第一名。
　　此时他以这样的方式与文天祥“见面”，让他痛摧心肝，又让他感到无比荣耀，无比幸运。留梦炎下令把他囚禁在悯忠寺，五天后，谢枋得绝食而死。
　　《故宫的书法风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