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君

　　我读小学时，除了读书，还要为老师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事儿说来话长。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村小读书，课桌是石头做的，老师是民办老师。早上，老师有时到地里干一阵活才到学校，学生做一阵家务才来学校，大家都迟到了，学生迟到了是不会受罚站讲台的。
　　下课了，学生在教室外的竹林里跑，在山坡的庄稼地里跑，在沟里的田埂上跑。该上课了，老师把铜铃打个不停，回到教室的学生仍没有一半。老师坐在教室里唯一木桌做的讲台后面等学生。学生们跑得累了，一个个喘着粗气、流着汗水、红着脸，回到座位上。
　　老师等学生来齐了，又开始讲课。讲到院子里的住家户开始煮中午饭，房子上冒炊烟了，就放午学，让孩子们回家。
　　老师从不体罚学生，即使学生上课时答不起“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还是让学生坐下听课，不会批评学生。
　　老师从家里扛了一把凉椅放在讲台边。讲课讲累了，我们做作业时，他就仰躺在凉椅上休息，有时还打起鼾来。老师打鼾时，我们就停下手中的笔交头接耳；老师的鼾声一停，我们就聚精会神。总之，我们与老师的鼾声一唱一和，配合得很默契。
　　有时，上课到半下午，可能老师肚子也饿了，就把钱给我，叫我到街上去打二两酒，称一两花生，或者买一包怪味胡豆。我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不管做不做作业，考试都要得那么多分，到街上跑一趟，不会让我的成绩落下，老师心里有数得很。
　　酒打回来了，老师就安排我们做作业或者自习，他开始在讲台上喝酒。抿一口酒，吃一颗花生或者吃一颗怪味胡豆。很快，教室全是酒香、花生香、怪味胡豆香。
　　贪吃的学生便瞪眼望着老师，盼着他将花生或怪味胡豆一人散一颗。事实上，这只是个别学生的一厢情愿罢了。老师只有一两花生或一小包怪味胡豆，自己佐酒还不够，怎么能散给别人呢？
　　我们把作业做完了，都望着老师，欣赏他喝酒的样子。老师便宣布预习或默读。我们故意把书放在脸前面，透过缝隙，还是看得见老师喝酒的样子。
　　帮老师打酒，为早点完成老师安排的任务，我常常会抄近道跑田埂去街上。有一次，一个同行的同学说，懒得去街上了，把田里的水装一酒瓶算了。我说要不得，酒和水看起来差不多，喝到老师嘴里就差得多了。每次给老师打酒，我都是到供销社门市打的。我妈说，供销社是国家开的，不得卖歪货。
　　老师喝了酒，讲课还是讲的“一加一等于二”，不会乱讲。他教我们认识的字不多，几十年了，我们还能认识，还够用。老师就这样教我们。他也不急，似乎是一边教，一边让学生玩，不觉中就把小学5年的课讲完了。
　　帮老师打了多少次酒，我记不起了，也记不起酒是多少钱一斤，胡豆多少钱一包，花生多少钱一两。那时候，我有点小。
　　只是，有一点始终记得，我帮老师打酒，从来没有搞过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