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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唐昌,千年崇宁

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文庙。(资料图片)

  

□杨立

  古崇宁县,即今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地处成都平原西北部,自然环境优越,位于成都郫都区、都江堰、彭州三地交界处,区位优势十分显著。在川西坝子上,流传着成都郊区“温郫崇新灌”之说,五个地方各具特色,属于都江堰灌区的核心区域,农业发达,经济持续兴盛,百姓殷实富足。其中,“崇”是指崇宁县,而非崇庆县(今成都崇州市)。崇宁县历史悠久,古称唐昌县,距今已有1300余年的建置史。在唐代,曾因交易繁盛“唐昌草市”而名闻一时,得益于丰富的物产和便利的水运,崇宁县成为川西商贸重镇。明清时期,崇宁县为成都府辖地,是府属三州十三县之一。


地名记:始建于唐朝的古县

  与成都府诸州县比,崇宁县的建置时间较晚,属于“年轻”的千年古县。崇宁县的前身为唐昌县,同邛州(今成都邛崃市)大邑县一样,始建于唐代。由于地理位置重要,政治象征显著,唐昌县于唐仪凤二年(677年)正式设置。唐《元和郡县图志》有记:(唐昌)本郫县、导江、九陇三县之地,仪凤二年于此分置唐昌县。
  唐昌之名带有强烈的政治和军事象征,意为“大唐昌盛”。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希望国家政权稳固、长治久安,如在汉代,全国就存在汉嘉、汉寿、汉兴等县名,大唐亦如此。武则天改国号周,于长寿二年(693年)改唐昌为周昌;唐中宗即位后,神龙初年复名为唐昌。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唐昌曾改名为永昌,又于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更名为崇宁县,成为又一座以皇帝年号命名的城市。热衷于文艺的宋徽宗一共使用过几个年号,分别是建中靖国、崇宁、大观、政和、重和,以及宣和。年号崇宁(1102-1106)用了五年,取继承熙宁变法之意。改元大观以后,标志作为年号的“崇宁”使命结束,而作为地名的“崇宁”则延续下来,使用了将近850年。明清时期,崇宁县作为成都府属县而存在。
  长久以来,崇宁县与郫县的关系十分密切,地域相近、民俗相通、往来频繁。清康熙七年(1668年)曾并崇宁县入郫县,雍正七年(1729年)又分置崇宁县。到了1958年,崇宁县被撤销,其地并入郫县,其城降级为镇,其地复名为唐昌。在崇宁县被撤销之前,共辖一镇十乡,分别为唐昌镇,以及君平乡、唐昌乡、元觉乡、灵圣乡、安德乡、竹瓦乡、万寿乡、丰乐乡、桂花乡、庆兴乡,其辖地的大部分划归郫县管辖,少部分划归彭县(今成都彭州市)管辖。


历史记:朱元璋孙子的封地

  人们都说金温江、银郫县,那崇宁县的特点是什么呢?答曰:贵。可以理解为尊贵之“贵”,也可以理解为富贵之“贵”。崇宁县之“贵”主要在于政治地位,是因为他与明代宗室密切相关。
  明初,朱元璋通过宗室子孙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和监督,并于洪武三年(1370年)前后三次分封诸王,分镇全国各地,形成了“藩屏帝室”的诸王分封制度。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将年仅七岁的第十一皇子朱椿册封为蜀王。朱椿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就藩四川成都府,成为蜀府第一代藩王。据史料记载,朱椿有6个儿子,朱悦燇为庶出第三子,按明朝分封制度:诸子年十岁,则授涂金银册银宝,封为郡王。永乐二年(1404年),朱悦燇被朱棣封为郡王,其封邑在崇宁县,故称崇宁王。从此,崇宁县便作为朱悦燇的封地,或多或少沾染了高贵的皇家气息。可好景不长,朱悦燇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去世,享年二十六岁,由于没有留下子嗣,崇宁王一脉戛然终结。据传,由于崇宁县是郡王封地,其县城的构造也与其他普通的县城不同,在城墙上有“加冠戴帽”的特征,在街道上有“对正不偏斜”的布局,以体现皇家贵气和王者大气。在崇宁县城,还有歇马亭、御马营、御井等古迹,街坊间仿佛还流传着小王爷的故事。朱悦燇死后,葬于崇宁县北十里朝天山,县志上称之为明崇宁王墓。


城池记:百姓捐修的城池

  元代统治者重视都城建设,但不太重视普通州县的建设,为了防止人民反抗,甚至还禁止天下修葺城市。纵观成都平原上的县城,大多筑城于明代,而崇宁县却筑城于元朝末年。清嘉庆《崇宁县志》有记载:旧系土城,旧志载元末赤鲁不花始建城垣。赤鲁不花,推测其时任崇宁县知县。
  明正德年间,崇宁县又增修了城墙,疏通了城濠,城墙高一丈一尺,周长为三里三分,共计五百九十四丈。经历明清战火后,城池一片废墟。清雍正七年,官方复设崇宁县,地方官绅共同对城池进行了补修。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知县陈新槐奉命增修,将土城升级为砖城,城墙高一丈六尺九寸,周长八百七十九丈,并添置七座炮台,共计四里八分八厘三毫。全城共设五门,建了四座城门楼,东门叫朝阳、南门叫南薰、小南门叫觐圣、西门叫西成、北门叫拱极。小南门之所以叫觐圣,是因为小南门之内的小南街,正对文庙,以表崇儒尊孔。
  关于乾隆年间县城的修筑,当地士绅百姓深明大义,积极支持踊跃捐资,在没有动用国库资金的前提下,完成了这项浩大工程,为国家减轻了负担修城工费高达一万六千四百七十四两白银。万两白银是什么概念呢?于普通人而言,可以说是天文数字。关于清代普通百姓的收入情况,学者张仲礼在其《中国士绅的收入》中提到:一个乡村或城市的劳动者除雇主提供的伙食外一年的平均收入只有5-10两白银。对于一座人口不多、面积不大的小县城崇宁而言,修城耗资不可谓不巨大。


民风记:善良的方氏家族

  崇宁县文庙位于县城西北,是崇宁县的文化和教育中心。在清嘉庆年间,文庙里的泮池和宫墙被培修一新,这项工程颇费心力,与一位叫方善勲的读书人有关。在嘉庆版《崇宁县志》中,人物一卷专门记载了声名远播的地方名人。根据笔者统计,共有二十七位,方善勲因善举也位列其中,足见其非同一般,确为万里挑一。这二十七人中,姓方的共有三位,除了方善勲,另外两位叫方仁世和方明秀。经志书介绍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一家人,方仁世是方明秀的父亲,方明秀是方善勲的生父,祖孙三人同载于方志,何其特别又何其荣耀。他们的故事值得挖掘,他们的家风更值得发扬。
  方仁世是方善勲的爷爷,本是湖南人,早年跟随父亲来到崇宁,在此成家立业,几经奋斗略有家产。方仁世对父母十分孝顺、对兄弟十分友爱。方仁世生性善良,凡族人或邻居遇到急事,都会去接济,如帮助其他父子相聚,帮助其他夫妇团圆。遇到无力安葬亲人的家庭,就布施棺木;遇到河溪没有桥梁,就捐资修建。为了表彰方仁世的种种善举,时任县令陈新槐还赠予他家一块“急公和义”的匾额。县志云:(方仁世)年七十五岁至今,家道丰盈,子孙蕃衍,功名不替,人以为仁厚之报。
  他的儿子方明秀继承了优良的家风,晴耕雨读、孝友叔弟。因为其堂弟方明理、方明扬早逝,方明秀就帮助供养他们的儿女直至长大成人。方明秀的胞弟方明河去世后,由于胞弟没有子嗣,所以方明秀将亲儿子方善勲过继给他,让胞弟家后继有人;方明秀还培养儿子方善宗成才,父子俩后来都考中秀才,进入崇宁县学学习。
  而方善勲自小便苦读诗书,最终不负众望,通过童试,也考取了秀才。在方家纯正家风的熏陶下,方善勲始终为人宽厚,崇尚仁义。在嘉庆十七年(1812年),他同生父方明秀共同捐资六百两白银,重新培修了文庙中泮池。泮池作为文庙中重要的建筑,位于大成门正前方,为一半月形水池,意即“泮宫之池”,是官学的标志。时任县令刘坛在其《新修泮池碑记中》详细记录了修泮一事:方生善勲素勇于义,慨然曰:生能独立办此,勿以烦君子也,于是引以为己任,择吉开錾。善不图报,善有回响,四川学政赵佩湘为其题写了“勤勷义举”的匾额,知县刘坛为其题写了“香名留泮”的匾额,崇宁县儒学教谕车富华为其题写了“继志”的匾额。
  方善勲确实继承了先志,诚如清代姚文田所撰对联: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崇宁县文庙保存至今,泮池古朴依旧,一砖一石之间,隐约浮现出一百多年前,方家前后三位秀才游泮时的热闹景象。他们的善心,他们的仁义,他们的家风,已经留存于崇宁历史上,永不磨灭。


名胜记:崇宁八景

  崇宁县地势以平原为主,仅有县境西北分布了小部分丘陵,大部地域一马平川。来自都江堰离堆内江分流而下的蒲阳河、柏条河、走马河等流经县境。县无名山,仅有西北大山之余脉;亦无大川,却有岷江水系之奔腾。
  崇宁县虽小,却远可望西边的山岳,近可观东流之溪河,成型于清嘉庆年间的崇宁八景,多取于县城内外的山水形胜。这八景为:黉宫古桂、御井梅花、月照泉塘、灵宝流沙、清江夜渡、风洞烟霞、竹林夜雨和晓寺闻钟。
  八景之中,水是重要的造景意象。由于崇宁县地处都江堰灌区的核心区域,水资源十分丰富,与水有关的景观占了三处,包括月照泉塘、灵宝流沙、清江夜渡,充满浓郁的诗情画意。黉宫古桂、御井梅花、晓寺闻钟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特色,三处都位于县城之内。御井梅花是一处与崇宁王有关的名胜,至今犹存。关于此景,清嘉庆间崇宁县知县刘坛为其作诗一首,为后人留下了古井的回忆,诗曰:
  石甃澄寒碧,梅开顷刻花。
  不须春点缀,如见水横斜。
  绘出仙源路,水来处士家。
  暗香闻仿佛,手汲试烹茶。
  根据20世纪80年代《郫县志》所载,井址在原崇宁县城近小南门小南街的居民宅中。据传此井原为朱悦燇受封于崇宁县时,修于王府中的水井。井口用石板砌成梅花形状,其轮廓映入井底,宛如一朵梅花,所以被称为“御井梅花”。若至月夜之时,俯身探井,则可看见井底之中梅影浮现。为了映衬此井,人们还在井畔栽了数株梅花。后来,由于井口石板破烂,为了安全起见,人们将井台加高,并用水泥将井口砌为方形,留存历史上和古诗中的“御井梅花”不复再见。
  时至今日,崇宁县已经消失于岁月中,唯有唐昌镇赓续着悠悠古韵。现在,作为历史文化名镇的唐昌,得到了妥善保护和发展,大体保留着崇宁县旧时的格局,造型特别的城墙、古朴庄严的文庙、依旧热闹的街巷、幽雅清静的园林,无不彰显着古县的气质与魅力。崇宁的街头巷尾,汉代学者严君平卜筮、宋代高僧圆悟禅师讲经、明代郡王朱悦燇留驾等传奇故事,经久不息地流传着。
  此地,一朝唐昌;此名,千年崇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