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首创了《呼啸山庄》译名,与巴金是一生好友
晚年杨苡。
中学毕业时的杨苡。
杨苡与巴金。
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
杨苡(1919.9.12- 2023.1.27),原名杨静如,著名翻译家、散文家,1919年出生于天津,先后就读于天津中西女校、西南联大外文系等,曾任职于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等,译有《呼啸山庄》《永远不落的太阳》《天真与经验之歌》《我赤裸裸地来:罗丹传》等作品。此外,还创作过儿歌,著有《青青者忆》等散文随笔集。
1月27日夜,著名文学翻译家、《呼啸山庄》译名首译者杨苡先生在南京去世,享年103岁。
出生于1919年的杨苡,原名杨静如,父亲杨毓璋是民国时期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杨苡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曾任职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她是第一个将艾米莉·勃朗特的《Wuthering Heights》以《呼啸山庄》之名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翻译家。
“我的命不好,因为我没有爸爸。”2021年5月,口碑很高的纪录片《九零后》上映,著名翻译家、作家杨苡与杨振宁、马识途等几位平均年龄超过90岁的“九零后”担任主角,讲述他们的青春与理想,感动无数年轻人。而影片最开头响起的是百岁杨苡的声音,将她的身世娓娓道来。
杨苡出生两个月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很要强,也重视教育,对自己的三个孩子,不分男女都要求他们好好读书。三个孩子后来都学有所成,杨苡的哥哥杨宪益,和妻子戴乃迭英译了百余种经典名著,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杨苡的姐姐杨敏如,毕业于燕京大学,师从顾随,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杨宪益是杨苡一生最崇拜的人。《九零后》纪录片中,杨苡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最欣赏的男的当然是我哥哥。”
小时候,杨苡总拽着哥哥的衣袖跟来跟去,到书店买书、看电影、逛市场都要跟着,以至于杨宪益的同学开玩笑说杨苡是“小巴儿狗”。杨苡曾跟女儿赵蘅说起与哥哥一起买书的经历,“哥哥说这个书好,我就拿着,都听哥哥的。”杨苡的回忆中,哥哥总能满足她各种心愿。杨宪益是家中独子,待遇远在妹妹之上。“我要这要那的,母亲不允许,但跟在我哥后面,就是另一回事了。每逢我想要书、玩具或别的什么,我就拉拉他的衣服,他问一句,想要?我点个头,他吩咐一句‘要这个’,就解决了。”
1937年,杨苡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南开大学。没想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的轰炸让南开大学沦为一片焦土,师生被迫南迁,杨苡也希望能南下继续学业。于是,杨苡和几个同学一起坐船从天津到香港,再绕道越南,最终抵达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
“妈妈兴趣非常广,喜欢文学、电影、戏剧。”在赵蘅看来,母亲杨苡走上翻译之路,除了杨宪益的影响,还有沈从文与巴金的推动。
杨苡到了昆明后,与同住在青云街的沈从文相识。她本来想上中文系,但沈从文了解她的情况后,力劝她进外文系。“他说我妈妈英文底子那么好,不适合去读线装书。他很有预见性,是我妈妈人生大方向的指路人。”
沈从文常常鼓励杨苡多读书,不要荒废时间。晚年杨苡仍然记得,夜里自己要睡觉了,对面楼上沈从文的房间里还亮着灯。
另一位文学巨匠巴金,则一直通过书信影响着杨苡。在天津读中学时,杨苡就开始与巴金通信。“我哥去留学后,我觉得特别寂寞,巴金像兄长一样,代替了我哥”。这样的通信伴随着两人境遇的起起伏伏,持续了一生。
1937年冬天,18岁的杨苡在读完《基督山伯爵》的英译本后,非常喜欢故事的结局,“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待和希望”。当时,南开大学被日本侵略者炸毁,她只能待在家中。在给同样身处沦陷区的巴金的信中,她写道:“我记得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书里的末一句话:Wait and hope,我愿意如此。”巴金在公开发表的《感想》中引用了这段话,并说“这wait自然不是袖手等待的意思”。
40多年后,1980年底,听说巴金腿受伤后,61岁的杨苡在给巴金的贺年片中又写上“Wait and hope”。巴金回信中聊到了1937年的那封信,又说,“我相信我能完成自己的工作”。
1943年底,巴金在给杨苡的信中谈到了翻译:“你有空,我还是劝你好好翻译一本书……不要急,一星期译几百、几千字都行,再长的书也有译完的时候。慢是好的,唯其慢才可细心去了解,去传达原意。”
巴金是直言不讳的。1950年代初,他看了杨苡翻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俄罗斯性格》后也曾说:“我觉得你译得有点草率,你本来可以译得更好一点。”从那时起,杨苡“下决心让我的译文或译诗必须要为读者着想,要经得起行家对照原文推敲”。
杨苡第一次接触《呼啸山庄》的故事,是在天津读中学时,她看了由小说改编的电影《魂归离恨天》,就被深深吸引。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借读时,她在图书馆读到《呼啸山庄》的英文原著《Wuthering Heights》,萌发了翻译这本书的念头,还写信告诉了巴金。
听说杨苡打算翻译《呼啸山庄》,巴金很高兴,他回信鼓励杨苡,并提出要帮她出版。“你要译W.H.(《呼啸山庄》英文书名缩写),我很高兴,这书你译出后,一定要寄给我看。我会设法给你印。你可以驾驭中国文字,你的译笔不会差。你慢慢吧,我不会使你的努力白费。”
在杨苡之前,梁实秋曾翻译过这本书,他的英文很好,却把书名译为《咆哮山庄》。1954年春,杨苡翻译这本书期间,恰逢丈夫赵瑞蕻被外派到民主德国教书。一天晚上,窗外狂风呼啸,雨点打在窗户上,此情此景,犹如亲临《呼啸山庄》的故事中。“就这样,妈妈的灵感突然来了。”赵蘅说,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母亲确定了“呼啸山庄”这一书名。
巴金也没有忘记10年前的承诺。1956年,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由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出版。1980年,这本书再次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的40多年里,这一译本多次再版,至今仍然畅销。
“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文字游戏,它使你夜不能眠,但最后你尝到它的甜味。”已过百岁的杨苡,将翻译称为“游戏”,这足见她的个性,事实上,“这是一种玩法”是她曾经的口头禅。女儿赵蘅甚至觉得母亲就像一个小女孩,“并不是她样子有多年轻,而是她仍然思维活跃,活力四射,对什么都感兴趣,对什么都好奇”。
杨苡家中充满怀旧、艺术和童真的气息。沙发靠背上和柜子里摆着可爱的玩偶,大多是亲朋好友送的,还有一个玻璃柜专门放各种各样的猫头鹰,有布的,有瓷的,有金属的,“妈妈视猫头鹰为智者。”赵蘅说。
1998年,杨苡与人合译完成《我赤裸裸地来:罗丹传》后就停止了翻译,随后多年,写作一直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对笔下的每一个字,她一如既往地认真,用她的话说就是文章写出来要“摆一摆”,放上几天,再反复修改好几遍,直到满意为止。满百岁之后,她每天睡得很迟,“因为舍不得,要看书。”
2022年12月初,由杨苡口述、南京大学教授余斌撰写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由译林出版社推出。这是杨苡生前唯一的口述自传。书中内容来自1996年起,在家中十来平方米的小客厅里,她与余斌完成了一场长达20余年之久的谈话,以倾听与记录的方式抵抗遗忘。杨苡说:“人的一生不知要遇到多少人与事,到了我这个岁数,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种种,我虽是个平凡的人,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许许多多的事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