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胡锦矗在研究大熊猫标本。西华师范大学供图

　　“保护熊猫，就是保护人类自己。”2019年，南充,西华师范大学的一间办公室内，“中国大熊猫之父”胡锦矗身穿白色衬衣，面带笑容接受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提起大熊猫保护，他仍兴奋得像个孩子。
　　胡老当时告诉记者，他从45岁开始，从南充出发，走过卧龙、唐家河，迈过山野林间，自己和大熊猫牢牢地绑了半辈子，见证了中国大熊猫研究史的每一个重要瞬间。

半路出家
“捡屎”摸清野生大熊猫数据

　　1973年，周总理召集四川、甘肃、陕西三省相关人士召开座谈会，要求开展以大熊猫为主的珍稀动物调查。
　　1974年，45岁的胡锦矗受命进入四川卧龙，组建一支四川省珍稀动物资源调查队（又称“野调队”），组织和领导全国第一次大熊猫野外调查研究（以下简称大熊猫一调）。
　　此时，中国对大熊猫的了解已有一定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四川大熊猫就很有名了，分布也广。”胡锦矗说，但野生大熊猫到底有多少只，没人知道。
　　很快，30人的野调队成立了。作为调查队的队长，胡锦矗考察了四川所有的大熊猫栖息地。考察中，他发现不同大熊猫的粪便，其竹节长短、粗细、咀嚼程度各不相同，通过比较，可以了解大熊猫的大体年龄、种群数量、活动范围等——这套方法后来被命名为研究野生大熊猫的“胡氏方法”，并沿用至今。
　　在进行大熊猫一调时，胡锦矗开始意识到，“可能我这一辈子，都要和大熊猫打交道了。”

卧龙的脚印
“五一棚”成世界大熊猫研究的起点

　　大熊猫一调于1977年结束，最终得出全球野生大熊猫的第一个具体数据——2459只（因一些原因，当时对外公布为1000多只）。这次调查后，定点大熊猫生态观察站的建立也迫在眉睫。
　　四川、甘肃两省先后划定了3个点位来建立定点观察站，但最终只剩下了一所——如今，位于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东南核心地带的“五一棚”，已成为全球大熊猫研究者的朝圣之地。但在1978年刚建立时，这里只有几个简陋的窝棚。
　　“因为棚区距离最近的水源地要走51级台阶，所以取名叫‘五一棚’。”这个故事胡锦矗已讲述过多次，但每一次回忆时，他都脸带笑意，“‘五一棚’立定后，我们开辟7条观察点，其中有5条深入大熊猫活动区域，两条是往山下走。每天都要走一个条线。”
　　近代大熊猫研究保护工作的序幕由此地开始，扎根在卧龙的山野之间，却很快吸引了全球的目光。1980年，以大熊猫为会标的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后更名为世界自然基金会）进入卧龙，与中国政府展开合作，增设帐篷、扩点建站、派驻专家。

科研之路
发表论文200篇专著23本

　　“五一棚”的工作告一段落后，胡锦矗回到西华师范大学，继续研究和教学工作。半生岁月里，他发表论文近200篇，专著23本，先后获省部级奖14项。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但他的贡献远比这些更为深远。在西华师范大学任教的几十年中，他带出了近20届研究生，为大熊猫科研工作种下了无数宝贵的种子，其中包括以魏辅文院士、张泽钧教授为代表的第二、第三代大熊猫研究者。
　　“我研究‘宏观生态’，主要阵地在邛崃山系，在这个基础上，以国际合作为界限，四川有4个山系都建立了观察站，唐家河白熊坪，马边大风顶，大小相岭。”以魏辅文院士专攻“微观生态”为标志，胡锦矗将野生大熊猫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现在，将分子生物学、DNA等研究方法结合到大熊猫研究保护中，意味着这一领域已经达成了微观和宏观的结合。”
　　2007年，世界自然基金会授予胡锦矗教授的濒危动物研究团队“自然保护贡献奖”最高荣誉称号。

杨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柴枫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