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大讲堂“杜甫文化季”首场开讲
刘明华教授：中国式人道主义精神成就了“诗圣”
刘明华教授精彩阐释杜甫何以成为杜甫。
“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
诗人杜甫给后世留下了1400多首诗歌，有“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的艺术感染力，可担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历史重任，被称为“诗圣”。杜甫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他成为“诗圣”的一个重要因素。
4月26日，名人大讲堂“杜甫文化季”迎来首场讲座，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刘明华做客大讲堂，以《杜甫的民胞物与情怀》为题，带领观众走进诗圣广阔的一生，了解他中国式的人道主义精神。
讲座一开始，刘明华就以极高的评价给这场分享定下了基调。他认为，杜甫的民胞物与和悲天悯人情怀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是最突出的，没有之一。杜甫最关心的是人，是一切人——从平民百姓到王公贵妃的生命、安全和幸福。在这一点上，诗人博大的胸怀得到最充分的表现。后世人们尊崇杜甫，也是因为他那博大的胸怀所彰显的伟大人格力量，如此富有魅力。
整场讲座，刘明华以杜甫的诗歌名篇为材料，重点阐释了杜甫推己及人的思想和民胞物与情怀，以及当面对那些他原本疾恶如仇的王孙贵族时，所展示出的宽容的悲悯者形象。
杜甫之所以成为杜甫：
由自己的不幸，想到天下人的不幸
刘明华提到，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常常都表现出对人民的关心和热爱之情。但是，像杜甫这样，从自身经历出发，对人民苦难的深切了解和关心，却并不多见。
杜甫的忧民情怀，常常源于自身的感受而推己及人。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一方面为自己的困境忧患重重，另一方面却又为广大的民众忧愤，甚至常常是在自己最困难艰苦的时刻，不由自主地想到天下百姓，想到灾难深重的民族和祖国。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不加雕饰的、不带功利的忧患情怀，使杜甫的形象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
刘明华以杜甫的经典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例，诗中详细写了杜甫回家后的情状，极为感人。在“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的句子中，他尚在痛惜自己的孩子。而到“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时，杜甫已经将对自我的悲悯升华到对天下的悲悯。这种升华在家喻户晓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也得到了体现，所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能感动我们至今日。由自己的不幸，想到天下人的不幸；为了解脱天下人的不幸，而宁愿自己承担不幸，就是杜甫之所以成为杜甫的重要一面。这种博大的胸怀是杜甫受到世界人民共同喜爱的主要原因。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诗在《全唐诗》中都是少见的。杜甫这样的经历在唐代诗人中也是罕见的。”刘明华认为，杜甫的推己及人，也是源于自身的悲剧性境遇。这样，当他为人而悲吟时，他不是带着优越感居高临下悲天怜人，而是身受感同由己及人。从接受心理看，这种抒情方式更能引起共鸣，打动人心。从抒情主体看，更为亲切真实，也更能让读者同情。这是杜甫独有的。在杜甫之后，不少诗人多模仿，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多有对杜甫的仿作，但艺术价值并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白居易“不饥不溺”的环境并不能真正使他产生“推己及人”的思想。
杜甫的“民胞物与”思想：
所有的人民都是我的同胞
刘明华提到，杜甫这种推己及人的情怀，实际就是一种“民胞物与”的思想。“民胞物与”出自宋儒张载《西铭》，其中云：“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即所有的人民都是我的同胞。一切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物体都是我的朋友。这个说法虽然出自宋儒，但这种思想在我国自古有之，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语，它集中体现的是儒家的爱人思想，这也是“民胞物与”产生的文化背景。
但刘明华同时认为，杜甫的民胞精神是一种更博大的爱，不仅仅局限在老吾老幼吾幼，他不带任何功利性，也不受人际关系的影响，是发自内心的仁爱和同情，具有平等性，充满温情。
刘明华深入解读了杜甫的《又呈吴郎》一诗，其中云：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事多，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这首诗是杜甫写给一名吴姓郎君的，恳请他帮忙照顾一位无食无儿的可怜妇人。“这是我在读书时代，包括现在，也一直在感动我的杜甫的作品。”刘明华认为，这种对弱者的同情，对无助者伸出温暖的手，是杜甫民胞精神的最大特色。杜甫一生很少过上安定的日子，更谈不上富庶的生活，但杜甫一生又时时刻刻关心着那些比他更为不幸的人，并尽其可能予以最大的帮助。这些诗篇更显示出杜甫人性的光辉。这是他迥异于时人，并在历史上独具风采的重要因素。
“帮助朋友和认识的人，这是容易的，帮助不认识的人是困难的；暂时帮助一下是容易的，但要帮助穷困之人摆脱困境是很少人做的。”刘明华说，《又呈吴郎》这首诗体现的，正是这种“不容易”。
杜甫的“宽恕”之情：
是他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要特色
“宽容”也是杜甫人道主义思想中重要的特色，刘明华解释道，这出自儒家中的“恕”道。恕是仁的核心。《论语》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把“恕”道归结为“恻隐之心”或“不忍之心”。杜甫的人道精神，显然不局限于孔孟的“恕道”，他是以人类命运为出发点，兼爱一切人，同情一切遭遇不幸的人。
这在杜甫《哀江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刘明华以此诗为例，讲解了杜甫对于世人的宽恕之情。这是一首写唐玄宗和杨贵妃故事的诗歌，前半首回忆唐玄宗与杨贵妃游幸曲江的盛事，后半首感伤贵妃之死和玄宗出逃，哀叹曲江的昔盛今衰。
杜甫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性格。当上层统治者违背民意，倒行逆施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憎恶之情，写了大量的批判现实的作品，而当叛军肆凶，危及国家民族，统治者也尝到自己酿下的苦酒时，杜甫对他们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即从普通人的角度审视他们所经历的不幸，从而流露出恻隐之心，表现出宽恕之情。
刘明华提到，在《哀江头》中，杜甫流露的情感不是罪有应得的愤恨，而是感慨天翻地覆和惆怅物是人非。贵妃之死是那样地富有“历史意义”，富有政治色彩，与时代悲剧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致她的生命就意味着一出历史悲剧。“人生有情泪沾臆”一句，道出的是生命的悲感。
在讲座最后，刘明华总结了三条影响世界的中国文化精髓，包括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以及民胞物与的思想。杜甫对全世界的文化影响都是巨大的，只要有中文课程开设的地方，都会学到杜甫的诗歌作品。2020年，由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中第一次以纪录片的方式，详细地将杜甫介绍给西方世界。在片中，杜甫被冠以“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更是将其放在世界文学的范畴，比肩但丁、莎士比亚。
“杜甫是世界级的诗人，这是毋庸置疑的。”刘明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