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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才多艺的李白:能弹能唱音乐细胞从何而来?

电影《妖猫传》中唐玄宗击鼓场面。

李白像(马睿临)

  

□马睿

  除了写诗,李白对音乐也十分在行。他在乐府诗《幽涧泉》中写道:拿起白玉拨子,弹起我心爱的素琴。琴声犹如清澈的山泉缓缓流入山涧,清幽而深远,像是满载着绵绵不断的淡淡忧愁。我弹琴的技术娴熟、手法高超,琴弦在拨弄下发出纯净而美妙的声音。琴声中诉不尽千古哀愁,幽涧边的松树高耸入云,在秋风的吹拂下发出瑟瑟声响,诉不尽心中凄苦的寂寞。中间这一段琴声好似一只愁猿对影孤立而发出凄惨的哀鸣,凄厉的叫声回荡在山谷丛林中,久久不散。座中有一位因失去志向而哀悼时势的听众泪湿沾襟。接近尾声时,我缓缓拨动琴弦,终了此曲。我只不过把感情寄托于指间,没想到竟然激发出他的共鸣。琴声如幽涧中潺潺流淌的泉水,在森林中久久回荡,不绝于耳。


从小熏陶
李白的音乐细胞与生俱来

  在中国古代,诗歌是可以吟唱的,从《诗经》起便是如此。而朗诵则是清末才从西方传入我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白写的《清平调词三章》,唐玄宗听腻了老歌,想听新歌,就派人去请李白。他写好之后,立即就让宫廷音乐家李龟年谱上曲,然后演唱。
  在唐代,诗歌的韵律必须符合音乐、舞蹈的节拍,三位一体,相互融合。如果李白不懂音乐,绝对写不出这么合拍的歌词来,况且还是大醉之后。唐玄宗和李龟年都是音乐内行,李白如果不懂音韵的话,马上就会露馅。
  李白保存至今的千余首诗词中,许多都是以“歌”“吟”“舞”或乐器为主题,如“留我孔子琴,琴存人已殁。谁传《广陵散》,但哭邙山骨”(《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遗吾孔子琴,抚之潸然感旧》),“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前有一尊酒行二首·其二》,“袖拂白云开素琴,弹为三峡流泉音”(《答杜秀才五松见赠》),“我独七十而孤栖,弹弦写恨意不尽”(《雉(zhì)朝飞操》)等。这足以证明,李白不仅喜欢听琴,还把弹琴作为一种陶冶情操、宣泄感情的手段。人们有理由相信,李白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位优秀的音乐人。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李白在一处深林间弹起《幽涧泉》,琴声在山林中回荡,既如潺潺流水,又似松涛阵阵。时而如秋风瑟瑟,时而似愁猿哀鸣。一位不得志的朋友闻听此曲,忍不住泪如雨下,洒满衣襟。足见李白的琴艺高超,感人至深。
  常言道:“境由心生”,李白本就是
  个仕途坎坷的人,他在官场上处处碰壁,演奏这曲《幽涧泉》,自然得心应手,尽抒心意,怪不得能催人泪下。
  人们不禁会问,李白的音乐细胞究竟是从何而来呢?当然,这绝不会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首先,应来自家庭。李白祖上连续好几代都居住在碎叶(今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城),此乃丝绸之路北线上的一处商贸枢纽和军事重镇,也是西突厥汗国突骑施部落的夏都,南往北来的酋长可汗、官吏将士、商侣囚犯和僧俗百姓都要在此停留。人们随身携带的筚篥、羯鼓、琵琶等西域乐器必然会在碎叶城中与笙、箫、埙、筝、瑟等中原乐器交流、合奏或切磋。
  李白的父亲李客是位具备一定文学素养的商人,曾经辅导小李白学习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
  从周朝开始,有钱人家的儿童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书),还得学习礼节(礼)、音乐(乐)、射箭(射)、驾车(御)、数学(数),合称“六艺”(姬旦《周礼·地官司徒·保氏》)。李客既然要辅导儿子学“书”,当然也要辅导儿子学习其他“五艺”。
  更何况,李客还是“高卧云林,不求禄仕”之人,具有放浪形骸的性格和“任侠”的爱好(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一般来说,这种性格的人往往喜爱音乐。对于吹拉弹唱(八音),即使不能样样精通,多半也能会一些。
  李白的母亲很可能是一位来自碎叶的突厥妇女,突厥人能歌善舞,天生就自带音乐细胞。不仅父母,就连李白身边的家奴——丹砂都能抚琴演奏《青海波》(魏颢《李翰林集序》)。在社会与家族氛围的强烈熏陶下,李白的音乐细胞与生俱来。


耳濡目染
曾是大唐皇家歌舞团作词人

  其次,李白的音乐细胞当来自师友。
  李白的恩师、梓州(治所在今四川省三台县)隐士赵蕤擅长古琴和剑术,李白在给他的诗中曾特别提到“古琴藏虚匣,长剑挂空壁”(《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
  李白的伯乐之一、道教宗师司马承祯擅长“制雅琴,镇铭美石为之,词刻精绝”(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曾谱写《玄真道曲》进献给唐玄宗(宋祁《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
  李白的毕生挚友、西京大昭成观威仪(道士)元丹丘更是酷爱音乐,李白不仅喜欢为他唱歌(《将进酒》),二人还经常在一起“松风清瑶瑟,溪月湛芳樽”(《闻丹丘子于城北营石门幽居因叙旧以寄之》)。
  李白的伯乐之一、工部侍郎贺知章曾谱写《紫清上圣道曲》进献给唐玄宗(宋祁《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
  在众多师友的耳濡目染下,李白难免受其影响。
  再次,则来自于京城。
  李白在长安当了一年多的“翰林供奉”,相当于大唐皇家歌舞团的作词人。
  在唐朝,朝廷每逢祭祀和朝会,必奏雅乐。而逢宴会,则演奏燕乐。官方演奏的《十部乐》中,除了《清商》是汉族音乐、《燕乐》是新音乐外,剩下的《西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扶南》《高丽》都是源自少数民族或外国的曲目。
  作为翰林供奉,李白不仅亲耳听过宫廷乐团演奏《雉子斑》《新莺百啭歌》等曲目,更直接参与了创作。
  在宫中,唐玄宗就是一位狂热的音乐发烧友。他六岁就能歌善舞,十几岁就有自己的音乐班子,成年后更是精通琵琶、二胡、长笛、羯鼓等多种乐器。凡丝竹管弦,样样精通。制作乐曲,随意即成。尤其喜欢演奏羯鼓和玉笛,他认为羯鼓是“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为比”。每年二月初,洗浴完毕,他便要用羯鼓奏一曲自制的《春光好》。每到秋天,则奏《秋风高》。演奏完毕,他还会兴致勃勃地对妃嫔们说:“此一事,不唤我作天公行吗?”妃嫔皆山呼万岁!(南卓《羯鼓录》)。
  除唐玄宗外,杨贵妃擅长弹琵琶,王公贵族纷纷拜她为师,史称“琵琶弟子”(郑处诲《明皇杂录》)。宁王李宪夏天常常挥汗击鼓,阅读龟兹乐谱(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二)。岐王李范以好学爱才著称,雅善音律(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在当时,朝廷专门负责管理音乐的部门就有四个(大乐署、鼓吹署、梨园、教坊)。仅大乐署和鼓吹署就有乐工好几万人,梨园有三座(宫内一座、长安一座、洛阳一座),教坊则有五处(宫内一处、长安两处、洛阳两处)。
  李白的好友崔令钦,在左金吾卫任职时,共事的仓曹武官有许多家住教坊中,他便趁机询问了许多教坊故事。李白和崔令钦多有诗词唱和(陈尚君《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自然对教坊音乐了如指掌。
  李白在翰林院当供奉,经常有机会与皇帝、贵妃和王公大臣接触,必然受到影响和感染,激发创作灵感,提升音乐水平。
  此外,李白还能在长安胡姬的酒楼、平康坊的青楼、曲江池的亭台、慈恩寺的庙会、昭成观的道场、鸿胪寺的宴会上欣赏到世界各地的乐器、旋律和歌舞,这都对他的音乐思想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能弹能唱
从民歌中汲取艺术营养

  最后,李白的音乐细胞必来自民间。俗话说:“高手在民间”。民间音乐的特点是无拘无束、大胆直白、清新自然,尤以男欢女爱主题最能摄人心魄。
  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从南到北,自东到西,足迹遍布大唐各地。他每到一处都与底层人民广泛接触,从民歌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李白的绝句感情真挚、清新活泼、玲珑剔透,极富生活气息,这都与李白认真汲取六朝以来民歌有关。另外,像《于阗采花》《子夜吴歌四首》《采莲曲》《菩萨蛮》《忆秦娥》《杨叛儿》《大堤曲》《巴女词》《关山月》等,也明显受到了民乐的影响。
  李白不但喜欢弹琴,还喜欢唱歌。
  比如“收功报天子,行歌归咸阳”(《出自蓟北门行》),“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行路难之二》),“倚剑歌所思,曲终涕泗澜”(《古风五十九首·其三十九(登高望四海)》),“醉入田家去,行歌荒野中”(《见野草中有曰白头翁者》),“高歌振林木,大笑喧雷霆”(《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这反映了李白在醉酒后、荒野中、舞剑时、田埂上、树林里都会情不自禁地唱歌,完全不在乎时间、地点、场合,只凭心情,可见他对音乐的痴迷和酷爱。
  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德国著名作曲家马勒·古斯塔夫把李白的《将进酒》《短歌行》《采莲曲》《春日醉起言志》以及孟浩然的《宿来工山房期丁大不至》、王维的《送别》谱成了六个乐章的合唱交响乐曲《大地之歌》。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在欧洲上演,受到热烈欢迎,极大地推动了李白诗歌在西方的普及。
  李白毕生有一性格特点:学一件事,必要学到精通方才罢休。正因他精通音乐,所以“后人学太白者,专务驰骋豪放,而不得其天然合拍之音节,与其豪放中别有清苍俊逸之神气,故貌似而实非也”(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三)。
  在家族、师友、京城、民间的教导、培养和熏陶下,李白的音乐细胞焉能不多?音乐造诣焉能不深?音乐水平又焉能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