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云翱在京杭大运河江苏段向记者讲述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货船行驶在京杭大运河江苏扬州段。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游客在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参观。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张峥边雪
　　南京报道
　　大运河时间悠久，从历史流到当下，在空间上纵横成网，以蜿蜒身躯书写半部华夏史，是一个巨大的文化遗产联结体。大运河本身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科技等信息，称得上是一部流动的历史密码本。如何更好地挖掘、保护和阐释大运河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是当下有识之士重点关心的课题。近日，记者采访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贺云翱，听他解读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贺云翱2006年开始以专业身份关注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十多年来走遍全国大运河沿线，实地调研、考古。他重点参与了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基础调研及主持多项大运河田野考古工作，以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相关工作。

重构自然山河
　　大运河将江南的鱼米之乡与齐鲁、燕赵大地融为一体，使南北整合成一个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纵观中国地理版图，黄河、长江、淮河等天然大河都是自西向东、横向流动，而总体是南北纵向的大运河则像一条带子，将长江黄河串联起来。这一点被贺云翱格外重视，“我认为这是一个对中华文明大有裨益的大奥秘：中国大河流缺少彼此之间的沟通，历史上不同的政治集团利用地理板块各自为政，形成隔江而治的割裂局面。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扬州组织开挖的邗沟首次把长江和淮河打通。淮河以北则是通过古代的泗水，到达济水和黄河。这样一来，长江、淮河、济水和黄河‘上古四渎’打通了。之后，隋炀帝大兴运河，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当江河被打通，相当于四个文化带被全部连结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板块。这实在是一个重构自然山河、重构文化板块的宏大事业，对我们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意义重大而深远。”
　　贺云翱表示：“在中国古代，大运河最大的功能看上去是运输功能、经济功能，实际上是政治功能——打通并促进南北互相交流，加强各区域板块联动，加强统一的内在动力。大运河将江南的鱼米之乡与齐鲁、燕赵大地融为一体，使南北整合成一个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大运河对我们中华民族大一统，对国家疆域版图的稳固，对中华文明长远存续、持续性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唐、宋之后，中国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转移，而国家因战略考虑需将政治中心设置在北方，这就大大提高了大运河存在的重要性——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因海运风险较大，大运河作为黄金水道，成为承担水运主力军，支撑起了多个王朝的漕运命脉——粮食、木材、瓷器、茶叶、铜、盐等重要物资都需搭载官船通过大运河，从南方经济中心城市运往北方政治中心城市，供应国家运转所需。

价值重新审视
　　大运河的苏北段，仍然是北煤南运的重要通道，每年航运量在3亿吨以上，相当于3条京沪铁路的运量。

　　大运河是内陆河道，它的价值不仅仅在国内运输，还在于通达世界。贺云翱提到，在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大运河也有不容忽略的贡献。“从唐朝的日本遣唐使，一直到清朝乾隆时期来华的英国使臣，都是通过大运河前往北京。包括唐代长沙窑的瓷器，宋代至明清景德镇的瓷器，一部分是经大运河到海港城市，从而走向世界。”贺云翱说。
　　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革命兴起，带来铁路、航空、海运技术提高等主流运输方式的变化，内陆水运整体呈现下滑趋势。1855年黄河决口改道。1901年，清政府宣告停止漕运，千年漕运史合上了最后一页。之后近百年，大运河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期：但在江苏、浙江等南方段，大运河一直承担着重要的货物运输功能。不过也有一些河段断航断水，丧失了交通功能。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非常重视水利水运，大运河的价值被重新审视，它被全面治理、修复，开始重新焕发青春。尤其是镇江、扬州、淮安、苏州、杭州这一带，大运河在大宗货物运输方面的优势凸显。比如大运河的苏北段，仍然是北煤南运的重要通道，每年航运量在3亿吨以上，相当于3条京沪铁路的运量。
　　贺云翱说，进入21世纪后，大运河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有一个重大改变，“大运河从繁忙繁重的运输主功能，逐渐转向综合整治、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的新里程。随着我国对世界遗产事业的高度重视，大运河开始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始成功申报世界遗产。大运河所凝结的文化遗产价值，从此得到凸显和释放。”
　　2014年，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文化遗产项目。2019年，大运河与长江、黄河、长城等一起被列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项目。2022年，借助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大运河逐渐恢复全线贯通。从南粮北调到南水北调，大运河在新的历史时期，以现代功能迎来新生。

文化遗产创变

　

　文化遗产最大的意义，就是把过去的智慧创造变成当下现代化建设的参与力量。文化遗产不是死的，而是活的。

　　不少人的印象中，一提到文化遗产，比较容易想起博物馆的陈列展品。但文化遗产除了博物馆的藏品之外，更是在广阔的社会层面。贺云翱一直持有一个观念：“文化遗产最大的意义，就是把过去的智慧创造变成当下现代化建设的参与力量。文化遗产不是死的，而是活的。”
　　2019年，国家提出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2021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要求各相关部门和沿线省份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整合大运河沿线8个省市文物和文化资源，着力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新时代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
　　这让贺云翱很高兴，“这其实就是用一个更加宽广、更加包容、更加全面的思路来把大运河的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
　　2023年5月12日至5月14日，大运河考古新发现学术研讨会暨徐家桥遗址考古成果发布会在江苏如皋市举办。会上，来自南京大学的专业考古团队公布了大运河考古发现的最新成果：隋炀帝所掘的“掘沟”（大运河的一部分）遗址找到了。
　　这个考古团队的负责人正是贺云翱。从2015年6月开始，他率领的专业团队受江苏省文物局的委托，开展江苏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点的调查研究工作。此后，他们陆续在与唐朝时期日本遣唐使历史有关的南通如东国清寺遗址和隋唐时代“掘沟”运河遗址一线，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在公布的考古成果中，包括考古人员在徐家桥遗址发现了不晚于唐代的古运河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