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钱志熙教授深入解读李白
钱志熙教授在阿来书房详解李白的艺术人生。
11月1日上午,“名人大讲堂·李白文化季”第三场讲座在成都西部文化产业中心阿来书房举行,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北大中文系教授钱志熙作为主讲嘉宾,深入解读了李白的人生和艺术世界。钱教授对李白的解析学理深厚、逻辑清晰、冷静客观、见解新颖,令人深受启发。
钱教授的演讲内容涉及李白所处的时代,李白奇特的人生经历,李白所受到的文化影响,李白的核心艺术理念,李白精神世界的本色、构成与其艺术创造发展之间的关系等等。钱教授还特别提到,作为盛唐人物的李白对初唐陈子昂的艺术继承等。
讲李白,往往也会联系到杜甫。钱教授在本场讲座中,也特别提到李白和杜甫这两座唐诗“高峰”之间的一些差异和深度相通之处。
钱教授首先分析道,李白的人生理想“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的共性,尤其是体现他们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当然这里面也包含着一些人类共同追求的东西在内。这是李白的诗歌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感染力,能够引起普遍而又广泛、深远共鸣的基本依据。”
光有共性还不够,李白之所以是李白,还在于他有非常独特的个性。“李白是中国古代最富有理想色彩、表达个人理想最为大胆直率的人物之一。”钱教授说。
人需要有理想,同时也需要面对现实,而现实与理想往往并不一致。这种张力也恰恰是艺术创作的重要动力。李白也不例外。李白的人生理想和现实遭遇的交织,构成他诗歌的基本内容。
“正是怀抱奇伟理想而不得实现,使李白精神中的现实内容同样十分有力地生长出来。在漫游、干谒、隐逸、求道,甚至行侠等多种生活变奏的经历中,李白精神世界中的现实内容也在增加着。”钱教授说。
李白有着怎样的人生理想?钱教授援引了他的恩师、著名文学史家陈贻焮先生的一段论述:“李白有多种梦想,侠客、高士、圣贤、神仙。但他最主要的理想是为帝王辅佐,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然后再遂其隐逸出尘,成为高士甚至神仙的浪漫理想。”也就是说,李白企图将积极入世的政治抱负和消极出世的老庄思想、隐逸态度结合起来,既能“独善其身”又能“兼济天下”。
钱教授说,独善与兼济,就像两种基本旋律一样,在李白的人生中产生一种交响。“出现于李白诗中的姜尚、鲁仲连、张良、谢安这些人物,正是作为这两种人生理想的完美结合。李白诗歌中对历史人物成功的塑造,正是源于他自己具备这种精神气质。”
这种综合型的理想,并不是李白所独有。政治理想与希企隐逸、求仙访道的生活方式的奇特结合,在唐代文人中,尤其是盛唐时代的文人群中,具有某种普遍性。钱教授说,李白作为典型的“寒素”,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典型,“他的神仙之梦的瑰丽与政治理想之奇伟,都远远超过他的同侪,以至于让我们忘了他与时代之间还有一根精神的脐带。”
“李白晚年的人生,基本上可以看成一个悲剧的经历。正是这种悲剧经历,使他最终与屈原、曹植、陶渊明等人精神相契,并且将人生理想与现实矛盾演绎到极致,从而产生了伟大的文学精神。”钱教授说。
李白独特的人生轨迹,决定了其不同于常人的生存状态。而这种奇特的人生经历,又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李白诗歌作品的主要内容。
李白在幼年和少年时期接受了比较优渥的文化教育与文学修习后,到了青年时期,就已经开始在临郡漫游,隐居大匡山读书,并且往来旁郡,游历江油、剑阁等地,十八岁时游梓州,从赵蕤学纵横术。二十岁的时候,赴成都谒见时任益州长史的苏珽。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李白二十四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韩荆州书》),从此再也没有回过蜀地。
出川后的李白,在荆襄、洞庭一带漫游,后来又来到金陵。至二十七岁时方才就婚于故相许圉师家,定居于湖北安陆,将近十载。其间,他仍保持了蜀中时已经形成的不断离家出游、隐居山林的习惯。他轻财好施、广事交游,结识文人、侠士、羽客、缁流,其中有司马承祯、李邕、孟浩然等重要人物。“孟子所说的‘友一国之士、友天下之士、尚友古人’,在李白的人生中都做到了,而且是比较自觉、积极地去做。李白以坦荡的胸怀结交当世人物,并且在诗歌里面表现他们。所以,与杜甫一样,李白诗歌也塑造了开元、天宝时代士俗各种人物的群体。”钱教授说。
李白是个天才,这在历史上早有定评,但一个人要成为古代诗歌史上的高峰,光有天才还不够。李白有着非常清晰明确的诗学思想和艺术目标。
在初唐陈子昂“复古”主张和创作的影响下,李白更明确地提出复古的文学理想。李白想要复汉魏之古、复风雅之古,提倡兴寄、风骨等美学。
李白为何要“复古”?钱教授分析说,从初唐到玄宗开元天宝时期,长安文坛一直是唐代文学创作的中心。虽然开元中期以后,复古的文学风气已经形成,但是从初唐以来延续下来的浓厚的宫廷文学风气仍然存在,甚至李白本人在天宝初期也曾一度充当宫廷诗人的角色。虽然他的宫廷创作并非绮缛之体,而是清新自然为尚,但从主题来看,毕竟属于宫体之流。甚至到了天宝后期,王维、杜甫、岑参等人,仍然对武后、中宗期的雅颂应制的诗风有所延续,虽然在风格上已经有发展,变温丽雅润为壮丽铿锵之格。这些情况,使李白对当代文坛存在的弊病有较多的认识,激起其更强烈的“复古”愿望。
在“复古”主张之下,李白在诗歌体裁方面,做出很大的革新。钱教授说,对声律之体,李白并不刻意拒绝。而是以比较自由的态度来使用。他能做到用律而不为律所束缚,造成与众不同的声律美。“同时,更重要的是他窥探到齐梁以前诗歌体裁与表现领域的丰富状态,尤其是对汉乐府与南北朝各种新声的继承与改造,完全突破了齐梁时期诗歌体制狭窄、单调的局面,为他驰骋非凡的天才、创造元气淋漓的诗境、变化无穷的风格,提供了一种完全没有羁绊的空间。”
在钱教授分析看来,李白的文学理想与他作为“寒素”文士的身份是一致的。“这种文学复古行为不仅是文学上的向汉魏晋宋寒素风格的回归,而且可视为文学本身向寒素阶层的回归。事实上,汉魏文学尤其是新兴的五言诗歌,是在较低的寒庶阶层中发生的。李白是典型的‘寒素’,因而也成为这一文学复归寒素的运动中最彻底的实践者。”
在中国古代文人诗艺术领域,李白、杜甫被公认代表最高的成就。在谈李白的人生理想时,钱教授也提到跟李白并立的另外一座诗歌高峰——杜甫。在钱教授看来,杜甫的理想几乎与李白一样远大,但设想却很不一样。杜甫所言的“置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一种至治的政治理想,可以说是要做一个典型的儒者政治家。而李白则要施其纵横捭阖之术,戡天下之乱,且功成之后退隐江湖。“这正是道术之士与儒术之士的一种分野。后者是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可见李、杜两人自负之才,正有文武之异、道儒之别。”钱教授说。
李、杜二者有区别,但也有相通之处。钱教授分析说,李白以隐逸求道为体,以帝王辅佐、显身荣亲为用的人生理想,在唐代士人中并非独一无二,但为何只有李白有那么独特的精神风格与行为表现,创作出伟大的诗篇?这跟其有强大的心气有关,“在遭遇各种现实的打击,甚至经过家国巨变的安史之乱这样的时代悲剧之后,他仍然坚持不舍,充满真实的信心。而这一点,与杜甫虽在长期颠沛流离之中,仍然身忧家国、一饭不忘,在精神上可谓异曲同工,异途同至。李白所创造的诗歌美,具有一种人类性与世界性。他对近代西方诗人的影响,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则。杜甫诗歌所表现的民胞物与的精神,其对君国与民生的热烈而持久的关切与悲悯,并且从未沉入感伤,同样也是一种人类的崇高精神的体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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