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其十九·西上莲花山》:
李白像(马睿临)
今日河南洛阳白马寺。新华社发
(下)□马睿
洛阳本是一座文化之城,“安史之乱”让洛阳遭受了空前浩劫,这场战乱不仅让人民备受战争痛苦,也使皇室损失惨重。在“安史之乱”中,洛阳城内众多宫殿、亭台、官署被焚毁殆尽。壹
睿真皇后沈氏,是唐肃宗的儿媳、唐代宗的妻子、唐德宗的母亲。开元末年,她被选入东宫,嫁给广平王李豫即后来的唐代宗。天宝元年(742年),生下李适,也就是后来的唐德宗。叛军攻破潼关后,唐玄宗匆忙逃往蜀地,许多皇室成员都因来不及跟随,而被叛军俘虏,沈氏也被押往洛阳。后来,唐代宗率兵收复洛阳时,还曾与沈氏见过一面,但没来得及送回长安(今陕西西安)。不久,史思明再次攻占洛阳后,沈氏不知生死。代宗、德宗父子曾多次派人寻找,可十多年都没能找到(刘昫《旧唐书》;宋祁《新唐书》)。在战乱之际,连皇帝的儿媳都性命难保,普通宫女、民女更不知道有多少被叛军掳掠、奸淫和杀害。
唐王朝在洛阳建有太庙九室,供奉唐朝历代祖先的神主(牌位),共二十六座。安禄山占领洛阳后,把太庙改作军营,把牌位全部丢弃在街巷(刘昫《旧唐书》),被协律郎严郢偷偷收藏保存下来。史思明第二次攻陷洛阳后,这些牌位又被丢弃。所幸被东京留守卢正己募得(刘昫《旧唐书》)。在古人眼里,祖宗的牌位乃重要礼器,牌位被毁相当于是被人挖了祖坟。杜甫诗中描述说:“往在西京日,胡来满彤宫。中宵焚九庙,云汉为之红。 解瓦飞十里,繐帷纷曾空。疚心惜木主,一一灰悲风”(杜甫《往在》)。连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室祖宗牌位都落到如此地步,其他设施便可想而知了。一直到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夏四月……辛亥,九庙成,备法驾自长安殿迎九庙神主入新庙。”(刘昫《旧唐书》),这才算勉强挽回了点儿朝廷的颜面。同时,洛阳城内众多宫殿、亭台、官署也被焚毁殆尽。时隔多年之后,大诗人杜甫回忆起洛阳的惨状,沉痛地写道:“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杜甫《忆昔》之二)。
洛阳本是一座文化之城,这场叛乱让文化也遭受了空前浩劫。安禄山目不识丁,史思明勉强能作一些打油诗(丁用晖《太平广记》),他们手下的将士大多也是文盲或半文盲。叛军占领洛阳后,公私典籍,大多沦丧。文臣儒生不是遇难就是被俘投降,苟且偷生。“禄山之祸,两京所藏,一为炎埃。官幐私褚,丧脱几尽”(宋祁《新唐书》)。
唐朝历代帝王都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唐朝建立初期,继承和接收了八万九千多卷、一万四千四百多部隋朝藏书。唐太宗贞观年间,在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等秘书监官员的推动下,又专门在全国广泛征集图书。到唐玄宗时,曾下诏向民间借抄皇家所没有的各种“奇书”。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任命昭文馆学士、秘书监马怀素为“修图书使”,在洛阳整理皇室图书。马怀素去世后,玄宗又命元行冲代行其职。最终,于开元九年(721年)整理完毕,编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著录图书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该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其中有总序、各序和各书题解,完整地记录了当时洛阳的藏书。
当初,唐玄宗为了方便官员查阅,在洛阳紫薇宫乾元殿的东廊设置了房间,专门收藏历代文献典籍。开元六年(718年)八月十四日,玄宗偕“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书,无不叹骇”(王应麟《玉海》)。后来,玄宗又命毋煚(jiǒng)编了一部长达四十卷的《古今书录》,共登记各类书籍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结果,“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刘昫《旧唐书》)。
国子监,是唐王朝的最高教育机构,长安、洛阳均设有国子监,合称“东西两监”。从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到唐玄宗开元前期,进士及第而享有文名的,大多系两监生徒出身。考生若不经历两监就学,则深以为耻(王定保《唐摭言》)。但是“自安史之乱,国子监室堂颓坏,军士多借居之”(司马光《资治通鉴》)。以至于“儒硕解散,国学毁废。生徒无鼓箧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讥,马厩园蔬,殆恐及此”(李绛《请崇国学疏》《全唐文》)。
武则天时期,曾专门在洛阳兴建了规模宏大的明堂,用于举行重大祭祀活动。李白曾写过一篇《明堂赋》,盛赞其宏伟壮观。叛军占领洛阳后,史思明登上明堂,面对高大庄严的建筑群竟说:“好大一间房子!”当他看到明堂内陈列的用于祭祀的大鼎后,居然说:“正好用来煮物料。”当叛军撤走后,明堂与慈阁全部被烧毁(封演《封氏闻见记》)。
唐玄宗非常热爱音乐和艺术,曾经专门设立“梨园”。但是,“洎从离乱,礼寺隳颓。簨簴既移,警鼓莫辨。梨园弟子,半已奔亡。乐府歌章,咸皆丧坠”(段安杰《乐府杂录序》)。安禄山占领长安后,大肆搜捕文武百官、太监、宫女、乐工和骑士。每积攒够了一百人,便派兵押送到洛阳。在这些人中间,安禄山特别在意乐工。他把这几百名乐工全部集中在洛阳凝碧池,召集手下的将领、官员,把皇宫里面的珍宝全部摆出来陈列。当音乐开始演奏时,梨园乐工们一个个眼泪汪汪,低头呜咽。不觉间歌不成声,舞不成态。叛军即使拔出刀剑相威胁,依然无法制止乐工们的哭声。这时,乐工雷海清把乐器扔在地上,向着西边长安的方向放声痛哭。一边哭一边大骂安禄山恩将仇报、罪恶滔天。叛军大怒,当即将他绑在戏马殿的柱子上肢解示众,在场的乐工莫不痛哭流涕(郑处诲《太平广记》)。
当时,著名大诗人王维也不幸被俘,被囚禁在洛阳菩提寺。他听说此事后,悲恸不已,提笔写道:“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王维《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
不仅如此,洛阳城内的宗教场所也未能幸免。起初,唐肃宗急于收复两京,便与回纥相约定:“收复京城之日,土地与男子归唐朝,金帛与女人全部归回纥。”收复长安后,回纥叶护要抢劫长安。广平王李豫跪在叶护马前说:“现在刚克复了长安,如果大肆抢掠,那么洛阳百姓就会为叛军死守,难以再攻取,希望到洛阳后再履行约定。”回纥叶护吃惊地跳下马回拜,并跪下来捧着广平王的脚,说:“我当率军为殿下立刻前往东京”(司马光《资治通鉴》)。
正是靠唐代宗的机智和大度,才保住了长安。但洛阳的运气就没这么好了,唐回联军收复洛阳后,回纥军士在全城大肆抢劫。当时,许多百姓、妇女、僧侣都逃到保圣善、白马二寺的佛塔上避难,回纥士兵便纵火焚烧佛塔,近万人被活活烧死。不仅洛阳惨遭浩劫,就连附近的汝州、郑州乡间,也被回纥士兵抢劫一空,“皆无完庐”(宋祁《新唐书》)。道教是唐朝的国教,历代皇帝在洛阳不仅兴建了大量道观,还收藏了许多道教典籍。安禄山破城之后,“两京秘藏,多遭焚烧”(杜光庭《历代崇道记》)。
战争一起,不光是人民遭殃,连动物都跟着倒霉。唐玄宗逃到西蜀后,安禄山把长安皇宫中的车辇、乐器、歌舞、衣服全部搜罗一空,并且胁迫御用乐工们牵引御苑内的犀牛、大象、舞马,统统押往洛阳。为了显示自己是“天命所归”,安禄山便在洛阳大设声乐,邀请了许多幽燕少数民族部落首领前来观赏。安禄山欺骗他们说:“吾当有天下,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见吾必拜舞。鸟兽尚知天命有所归,何况人乎?”于是左右乐工牵引这些犀牛、大象来到庭前。结果,这些动物全都“瞪目愤怒,略无拜舞者。”安禄山大怒,命人把它们全部囚禁到槛穽中,用烈火焚烧,以刀槊刺杀,血流数丈,乐工们见了无不掩面而泣(姚汝能《安禄山事迹》;郑处诲《明皇杂录》;刘恂《岭表异录》)。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在回纥军队的帮助下,唐军再次收复了洛阳。饱经摧残的洛阳人民,却迎来了一次更大的劫难。回纥士兵入城之后,大肆掳掠,死者万计,大火在城中烧了十多天都未熄灭。更可恶的是,官军竟然把洛阳列为“贼境”,放纵士兵足足抢劫了三个月之久。连老百姓身上的衣裳都被扒光,只好穿着纸糊的衣服遮挡身体(司马光《资治通鉴》)。
李白在洛阳不仅有许多道友、诗友和酒友,而且还购置有宅子(曾慥《类说》卷十二引徐铉《稽神录》之“李白旧宅酒榼”条)、造过酒楼(《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听过音乐(《春夜洛城闻笛》)、拜过寺庙(《秋夜宿龙门香山寺》)、逛过书肆(吕温《上官昭容书楼歌》)……并居住过很长时间,故而对洛阳怀有很深的感情。
除了个人感情外,李白还有一种历史情怀。唐代贞观、开元时期,公卿贵戚纷纷在洛阳修建别墅园林,大约有一千余座。在经历安史之乱和唐末五代的战乱后,全部化为灰烬。北宋文学家李格非(李清照之父)一针见血地指出:“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李格非《书洛阳名园记后》)。李白正是从洛阳的惨状联想到天下的惨状,从洛阳的痛苦联想到天下的痛苦,从洛阳的兴衰联想到天下的兴衰。
李白这首《古风其十九·西上莲花山》,写于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6年)初春。当时,他在洛阳一带目睹了叛军的残暴行径,西入函谷关,上华山避乱。次年春天,又南奔安徽宣州(郁贤皓《安史之乱初期李白行踪新探索》)。在诗的前半部分,全是描写神仙、仙女等飘渺虚无之词。可到了结尾处,李白突然笔锋一转:“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美妙的天界与黑暗的人间形成了鲜明对比。李白一生以天下为己任,尽管不受朝廷重用,但他内心深处始终未能忘记国家的命运与人民的苦难。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