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人甘雅云提问蜀道在民族融合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孙华教授现场回答青年传习志愿者提出的问题。

　　7月22日下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蜀道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在成都的阿来书房带来名人大讲堂“蜀道文化季”的第四讲——《蜀道的三重意义——以蜀道与茶马古道关系为中心》。讲座现场，孙华先解释了“蜀道”和“茶马古道”的含义，同时围绕蜀道的开辟时间、开辟意义和修建特色等内容进行解读。
　　讲座结束后，四名青年传习志愿者带着问题向孙华教授请教。
　　四川博物院收藏了一件宋孝宗写给四川抗金名将虞允文的手诏，是国家一级文物。川博工作人员吕静为此提问：“南宋时期，孝宗是一个主张北伐的皇帝，他为何把虞允文这么重要的大臣放在四川？是不是能说明当时川陕战区在全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另外，古蜀道在川陕地区统治中是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此，孙华着重讲解了南宋时期川陕地区的军事布局。南宋的四川，尤其是利州路面积较广，给南宋保护长江上游门户提供了缓冲地带。南宋在此地设置重重防线，连绵的堡寨、纵横交错的地网、三支大军均在此地防止金兵入境。“除此之外，为了保命，百姓一到战争时期，要到山上建立山城，把自己的人员、财产带到山城里面，形成城寨结合的保护体系。”正是依靠此类体系，南宋将金兵牢牢挡在秦岭以北。
　　“南宋朝廷为防止地方官或大臣，尤其是武臣反叛，就将官僚的权力进行分割，互相牵制。战争时期需要快速决断，以调动各方力量，互相牵制的权力设置就不灵了。”孙华介绍，宋孝宗在北伐时期设置了权力相对集中的安抚使以及后来安抚制置使，都是特殊时期强化集权统治，便于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的一种举措。
　　“雄关古道经纬中华——大蜀道上的天地人与中国精神”特展即将在川博亮相，作为此次特展的执行策展人之一，甘雅云带着问题从川博赶来听讲座。“考古学证据表明，蜀道的形成可能在商周之际，您觉得在这个时期以及更早之前，四川地区的交通可能是什么情况？您觉得蜀道在民族融合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推测蜀道开辟年代最早是商周之际，这是有道理的。”孙华说。随着周人在关中西部崛起以后，古代中国政治中心从河南转移到陕西关中地区，这时候通过长江三峡进行交通已不再方便，在此背景下，蜀道的开通成为一种可能，也有相关证据。但具体开辟于什么时期暂无考据，推测蜀道的开通为商末周初。
　　“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道路的开通必然会带来民族融合的加速。”关于蜀道在民族融合上的作用，孙华以此开篇。两晋时期中原动荡，陕甘一带的人们通过蜀道进入四川，与当地人既发生融合，也发生冲突，在碰撞融合中，部分四川人还东迁长江中游。“当时四川的人少了，耕地多了，云贵高原的一些族群便进入四川，促使四川发生第一次民族融合。这个变化和蜀道是分不开的。”
　　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的“准研究生”袁静，关注古蜀道对四川的发展有何意义。孙华从蜀道的历史价值和当下价值说起。“蜀道的历史价值可能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因为我们开辟这样艰险的道路，把不同区域连接起来，促进了国家统一和发展，对我们当今有一种激励作用。”另外，在孙华看来，蜀道当下的价值可以和绿道、步道相比较，“我们可以把古蜀道保护好，把它变成最好的步行历史廊道和景观廊道。”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的学生王嘉，暑假正在四川进行实践。她感兴趣的是：“宋元明清，全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已从西安转移，此时蜀道的作用和发展情况是怎样的？”
　　孙华回答，宋代以前，国家首都主要在西安一带，然而随着宋朝都城东迁到汴梁，道路格局发生了变化，通过运河到长江，再由长江水道到四川，成了一条新途径，不过蜀道仍然是当时的交通大动脉。“从那以后出入四川有两个途径，一个以水路为主，通过三峡；一个以蜀道为主，翻越秦岭巴山。但由于蜀道的作用被水路分担了一部分，所以唐代以后古蜀道的陆上道路就逐渐集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叶 摄影 雷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