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5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一审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余华英被判处死刑。图据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

◀ 10月11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一审结束后，杨妞花走出法庭接受采访。 林珏瑶摄

◀ 杨妞花父母年轻时的照片。
　　林珏瑶翻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林珏瑶 李佳雨 贵州贵阳报道
　　10月25日，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坐在被告席上的她似乎变了副面孔。
　　对于年轻时拐卖儿童的罪行，余华英曾流露出悔意。在二审开庭时，她曾主动向法官请求，“我可以站起来鞠个躬吗？”得到同意后，她起身转向她拐卖过的杨妞花以及旁听席中被拐儿童的家属，深深鞠躬，连说两声“对不起”。
　　然而，在庭审上面对不利于自己的指控时，余华英则频繁用“我不记得了”来回应。案件审理至今，她亦未主动坦白过自己的罪行，只有在检方将确凿的证据摆在面前时，才不得不承认。
　　10月25日，该案重审一审宣判，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认定余华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判决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坐在原告席上的杨妞花听到这个判决，眼泪瞬间落下。当余华英被押上法庭时，她注意到有些不同——不同于前几次斜着眼看人的凶狠，这次余华英低垂着头，眼皮耷拉着，双手不自觉地颤抖。
　　10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对话多名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受害者的家属，还原余华英在11年间拐卖17名儿童的犯罪之路。

赚钱的“门路”

　　据媒体报道，余华英在20多岁外出打工时认识了龚显良，两人在同居期间生下一个男孩。通过中间人把私生子送到河北邯郸，换得5000元报酬后，余华英走上了靠拐卖儿童非法敛财的道路。
　　贵州遵义的蔡某胜，成为余华英拐卖儿童之路上的目标之一。
　　1993年农历正月初七，6岁的蔡某胜和哥哥正在家附近的火车站站台上捡酒瓶。据蔡某胜回忆，当哥哥走进车厢里捡瓶子时，一位带着孩子的女子来到他身边，说要给他买糖吃。就这样，他跟着上了火车。
　　火车一路开到邯郸。经人介绍，余华英把蔡某胜卖给了当地的一户人家。作为“回报”，她拿到了3000多元，还分给中间人王某付300元“好处费”。
　　尝到甜头后，余华英把罪恶之手伸向了更多孩子。拐卖蔡某胜后不到1个月，1993年2月28日，余华英来到贵州安顺，逗留在公园附近的谌姓兄弟引起她的注意。
　　起初，余华英准备把这两个孩子一起拐走。带着两人来到贵阳后，她觉得哥哥谌某华“年龄较大不好卖”，就把他留在游戏机室里。而当年约5岁的弟弟谌某海则被余华英带上火车，卖到邯郸。
　　对于这段被拐卖的经历，成年后的谌某海只有零星的记忆：一个女人给了他一包山楂片，然后带他去了火车站。一男一女带着他来到邯郸，从此他再也找不到原来的家了。
　　谌某海说，被养父母收养后，他始终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每当想家时，他都会往村子的西边跑。因为在他心中，家就在那个方向。
　　判决书显示，1993年8月，余华英和龚显良拐走了贵州遵义另一对兄弟。当年5岁的何某洪和6岁的何某青，分别被卖到邯郸的两户人家。余华英在事后供述，为了尽快把两兄弟卖掉，他们先带着孩子们坐客车到贵阳，再坐火车到邯郸。
　　给孩子买吃的，成为余华英和龚显良诱拐孩子的惯用伎俩。
　　1994年，余华英和龚显良来到贵州都匀租房居住。当年7月19日，5岁的肖某俊在百子桥上和哥哥肖某涛玩耍时，被余华英以“买冰棍吃”为诱饵带走，随后同样被卖到邯郸。当年10月，余华英又在安顺拐走了王某龙、王某能两兄弟。
　　“这次我们来贵阳，就是找小孩卖到邯郸的。”抱着这样的目的，1995年2月前后，余华英和龚显良带着女儿从重庆大足搬到贵阳。当年7月，两人又在距离贵阳100多公里的都匀拐走了4岁半的郭某令和7岁半的郭某德。

拐走一个“女孩”

　　不难看出，余华英下手的目标，大多是身边没有大人看管、年纪小的男孩。找不到“条件合适”的男孩时，她也会把目标转移到小女孩身上。
　　这一次，余华英决定拐卖住在她楼下一楼的小女孩杨妞花。
　　余华英供述，1995年一个冬天的早晨，趁着家里的大人不在，她告诉杨妞花要带她出去玩，随后将杨妞花带到了贵阳火车站，坐火车前往邯郸。
　　彼时的杨妞花只有5岁，对周遭的一切已有了记忆。据她后来回忆，她清楚记得是一对男女将她带上了火车。一路上，余华英对她并不友善。在火车上，杨妞花想回家，“余华英就恐吓我，说要把我从火车上扔下去。”因为害怕，杨妞花只好停止哭闹。
　　下了火车，杨妞花被余华英和龚显良带到一户人家暂住。通过中间人王某付介绍，杨妞花被卖给一户人家，和聋哑养父、奶奶共同生活。
　　杨妞花称，小时候她受到余华英粗暴对待：到了邯郸后，她想上厕所，余华英不同意。“我就尿裤子了，余华英看见后用脚使劲踢我，把我踹倒在地上，还一直用脚踢。”杨妞花说，她有一段时间没有洗漱，余华英在帮她洗头时，使劲把她的头按在滚烫的水里，还把水盆旁边的开水浇在她头上。
　　仅仅在1995年，余华英和龚显良便在贵阳、都匀和重庆三地拐走了3名儿童。据余华英后来供述，当年在去贵阳前，龚显良跟她说，什么生意都不好做，还是卖小孩赚钱。而她也是这么想的。1996年，他们又从这3座城市拐走了另外4名儿童。
　　一审判决书显示，1996年，余华英伙同龚显良在重庆市大足县西门街附近，将5岁的柏某友拐走；8岁的胡某兰、6岁的胡某北两姐弟也在当年7月被余、龚二人拐卖；10月，两人又从贵阳市拐走一名男孩。这4名儿童最终被以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价格卖到邯郸。

明知故犯的人贩

　　在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时，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余华英只称“那时候不晓得法律”。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拐卖多名儿童后，中年的余华英曾不止一次受到法律制裁。据她在归案后供述，她在2000年曾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被邯郸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了两个月，被云南省大姚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但这一切未能让余华英悬崖勒马，拐卖儿童的邪念依旧没有从她的脑海里消失。2002年、2003年，她又与丈夫王加文一起拐卖了两名儿童。
　　案件起诉书显示，2002年2月，王加文拐走了住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下关镇的孩子李聪，随后交由余华英乘坐火车带到邯郸，卖给当地一对夫妇；2003年12月，两人把王加文在云南丽江拐带的男孩陈某勇带到邯郸卖掉。
　　不到一年后，2004年9月27日，余华英被云南省大姚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但她并未如实供述真实姓名和所犯罪行，最终用“张芸”这个化名在昆明西山监狱服刑，经过减刑，在2009年5月18日刑满释放。
　　但余华英的罪行并未因此得到彻底清算。2022年6月，她被贵阳市南明区公安机关抓获后，警方查明了她拐卖11名儿童的犯罪事实。随着案件审理，检方追加指控其另外4起犯罪事实，涉及6名被拐儿童。至此，被余华英拐卖的儿童数量达到17个。

庭审上的“多副面孔”

　　2023年9月，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余华英死刑后，她提出上诉。在媒体披露的一段视频中，戴着手铐的余华英用手扯了扯脸上的口罩，遮住了半边脸。她声音不高，但很坚定地说：“我不想死，我是要上诉。”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余华英始终没有主动坦白过自己拐卖儿童的罪行。杨妞花回忆说，在庭审现场，当被问及是否还有其他拐卖儿童的行为时，余华英语气坚定地反驳，“不信你们去查啊。”
　　今年10月25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一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余华英为谋取非法利益，多次拐卖儿童共计17名，造成12个家庭骨肉分离，亲情断裂，有的父母为寻找子女多年颠沛流离，忧郁而终。其主观恶性极深、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极其严重，应予以严惩。虽有坦白，但不足以从轻处罚。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多位旁听人员称，当听到审判长宣布判处死刑时，余华英当庭提出上诉。
　　“这是她这次在法庭上说的唯一一句话。”杨妞花回忆说，这是她第一次看到余华英露出害怕的神情。从2023年一审开庭至今，每一次在法庭上和余华英对视，对方都会用恶狠狠的眼神看着她。但这一次，余华英只是瞥了她一眼，眼皮又耷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