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同济大学副教授崔铭在四川工商学院眉山校区开讲苏轼与王安石的“相爱相杀”。

崔铭为大家梳理了苏轼和王安石的异同之处。

　　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自黄州被调至汝州任职，途经金陵（今南京），与已经退休的前宰相王安石相会，两人相逢一笑，握手言欢。而在此之前多年，两人还是政治立场不同的“政敌”。金陵相会”因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段佳话，历来为人心驰神往。
　　元丰七年的那个夏天，苏轼与王安石在金陵究竟聊了什么？两人又为何能化干戈为玉帛？他们究竟是敌是友？11月20日，东坡大家讲第二季第四讲在四川工商学院眉山校区开讲，同济大学副教授崔铭作了题为《春到江南花自开——苏轼与王安石的相异与相知》的讲座。
　　崔铭同时是《苏轼传》和《王安石传》的作者，对两位大家都有过精深细致的研究。讲座中，她以正史、宋人笔记、苏轼与王安石的书信等材料为线索，带领现场观众感受苏轼与王安石的“相爱相杀”，体会有着至高人格魅力的文坛顶流，如何诠释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

为何结怨
根在政见不同思想分歧

　　崔铭用“寒意凛凛的开端”来形容苏、王二人的相识。嘉祐元年（1056年）王安石就与苏洵认识，有笔记记载，两人在欧阳修的家宴上结怨，大家都在称许苏洵的时候，王安石却当众表达不喜欢，苏、王两家因此结下“梁子”。崔铭提到，二人的矛盾，根源上是政治理念、学术思想上的分歧。
　　其后，苏轼、苏辙两兄弟参加制科考试被录取，王安石又拒绝为苏辙写制词，导致苏家与王安石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开始组织变法。之后的两年里，王安石与苏轼苏辙兄弟相互反对、攻击：王安石主张变法，苏轼反对变法、多次上书，认为执意推行朝政必将大乱；神宗皇帝准备任命苏轼要职，王安石大加反对，甚至称其为“险邪之人”，两人敌对程度，可见一斑。
　　在讲述至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这一桩公案时，崔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历史上多认为谢景温是受王安石指使，将他归结为王安石的“党羽”，崔铭早前写《苏轼传》时也作此解，但在写《王安石传》时，通读谢景温的材料，发现此人前后曾多次弹劾王安石力保之人，可见不应将其弹劾苏轼归为王安石的授意。“所以，读历史需要特别注意，有些观点是来自当时人的主观和偏见。”崔铭说。

金陵相会
苏王二人一笑泯恩仇

　　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苏轼离开政治漩涡中心，赴杭州任通判，此后辗转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知州。崔铭提到，这个时期苏轼一面写诗讽刺新法，一面又意识到新法在民间的实施有可取之处。也许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轼对王安石变法一事有了改观和重新审视。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辞去相位，退隐南京。抛开政治上的对立，他对苏轼的文学才华十分看重。苏轼《眉山集》问世后，王安石很快得到，并认真阅读，对于其中《雪后书北台壁二首》，更是先后唱和六首之多，足见他的重视和喜爱。
　　甚至有传言，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王安石曾上书为苏轼求情。崔铭认为，王安石求情一说只见于一条笔记材料，孤证不立。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为苏轼求情一事，则明确记载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崔铭认为，此事对于缓和苏王两家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王安石开始密切关注苏轼的诗文动向，只要有从黄州来的朋友，他就要打探苏轼的情况，询问新作。得到苏轼的新作后，往往读得“喜见眉须”，并称苏轼为“人中龙”，还给苏轼“纠错”。苏轼得知后，常常大笑感叹，将王安石引为知己。
　　历史性的时刻来临。元丰七年（1084年）七月十一日，苏轼从黄州调任汝州的路上，途经金陵。他写了拜帖意欲拜访王安石，王安石亲自到苏轼靠岸的地方来见他，两人谈诗赋、论佛道、议古今，一笑泯恩仇。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去世，苏轼时任中书舍人，受命撰《王安石赠太傅制》，高度赞扬了王安石人格与学识，但对变法一事只字未提。崔铭认为，这类文章都是受皇命所写，代表的是官方的意见。彼时反对变法的高太后主政，起用了许多曾经反对变法的人士。
　　有人据此认为，苏轼就是反对变法一派的，其实不然。崔铭提到，在苏轼相继在各地上任的时期，已经明显感受到了新法中的可取之处。苏轼虽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在被重新起用后，也同时反对司马光对新法的完全废除，认为其有可取之处，应该去其弊存其利。这样完全坚持自我观点，而拒绝“站队”的态度，使苏轼在今后成为众矢之的，一再遭到弹劾，但又几次险中求生。
　　

立志各异
但公忠体国之心如一

　　讲座最后，崔铭为大家梳理了苏轼和王安石的异同之处，两人在人生轨迹、学术见解、政治思想、人格特质上均有异同。
　　崔铭特别提到，苏轼与王安石相差15岁，又因母丧等诸多原因，正式进入仕途的年龄比王安石要晚。王安石变法开始时，苏轼刚步入政坛不久，尚没有独当一面的经历，而王安石已经在政坛沉浮20年，从中央到地方都担任过要职，“之所以要提这个对比，是让大家要明白，变法刚开始时，苏轼和王安石的仕途经验是不对等的。”崔铭说。
　　但他们都在危机四伏的北宋盛世，怀抱理想，投入复杂的政局之中，为理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崔铭提到，王安石主持变法，备受政敌攻击，乃至至爱亲朋的决裂、背叛。她在写《王安石传》时多次因王安石的孤独失声痛哭，“他的孤独不是无人相陪，而是他看重的人都不理解他。”而苏轼也是大起大落，几起几落，升沉无定。
　　在学术上，王安石主张思想统一，而苏轼则倡导多元化。在政治上，王安石作为主政者，关注的是富国强兵的短期目标，苏轼作为批评者，则主要着眼远图，将吏治和民生放在主要地位，强调“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虽然二人主张不同，但都没有私见，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关切北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希冀太平盛世。他们都崇尚气节，王安石坚持己见，能勇往直前；苏轼则实事求是，善于自我纠正。
　　崔铭总结道，苏轼与王安石既相似，又相异。他们不是圣人，而是具有独特个性的大家。某些相似与相异导致他们彼此对立，而另一些相似与相异又吸引他们彼此走近。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复杂，这才是丰富的、多向度的、最真实的人。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王安石与苏轼，虽所见各异、立志各异、行事风格各异，但光明磊落、公忠体国之心如一，学问广博精深、见识超群出众之特质如一。因此他们二人，为敌为友，一切皆为自然。
　　正如：细看造物初无物，春到江南花自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摄影 雷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