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胭脂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对母亲的称谓从“妈妈”变成了“母亲”，这一变化似乎标记着我见证了母亲从青春丰盛到韶华渐逝的轨迹。
　　上世纪六十年代，母亲初中毕业拟读高中，却因故在供销社当了售货员，然后下乡当知青，婚后进入县里一所化工厂当工人。两年后通过选拔，成为第一任厂办幼儿教师。那一年，我三岁，母亲正好成为我的启蒙老师。
　　工厂幼儿园开设在我们的家属区里，28岁的母亲正值芳华，梳着两根齐腰的麻花辫，额头光洁，戴着黑框眼镜，手持教棍，在讲台上用最圆润、亲和的声音为孩子们讲授拼音和汉字。
　　幼儿园的空间不大，而母亲的讲台却是无限的、生动的。
　　每当春回大地，她的讲台就开设到广阔的田野，带着我们到工厂外的沱江畔和小山坡去春游，组织小朋友手拉手走进野外去认识小草、花卉和农作物。到了夏天，她的讲台又出现在带有冷气的工厂电影院。母亲抱着更小的孩子看动画片，《渔童》大闹天宫》，中式传统美感在我们这批孩子的心里扎下了根。秋天，她的讲台又换到了菜市场，牵着我们的小手去认识瓜果蔬菜。冬天来了，她的讲台又回到幼儿园的教室里，站在布满水蒸汽的玻璃窗前，拉着每个孩子的手指去玻璃上划一划，讲述水汽成珠的原因。在她的灵活教学中，我们认识了“大自然和春夏秋冬”。
　　我小学阶段，母亲准备考教师证。我家三十平方米的筒子楼两居室，便成为母亲的“试讲台”。在那个时代，工厂职工高达两千人左右，部分职工的孩子一到周末便没人看管照顾。母亲干脆把几个倒班工人家庭的孩子带回家里来照顾。三四岁的孩童难以安定，有的嚎啕，有的闹腾。母亲施展浑身解数来安抚这些孩子，想方设法喂他们吃饭，然后便架起小黑板讲故事、教唱歌。甚至拿起我的课本，生动地讲解小学一、二年级的课本内容。后来，母亲顺利地考到了教师证。
　　我的中学时代，母亲忙于自我充电，家中的“讲台”微缩成一部部厚实的摘抄笔记本，母亲把她摘录的知识讲给自己听。
　　母亲退休时，正逢外孙诞生。家庭“讲台”在我家重现。儿童读本、小黑板、粉笔、电子琴、复读机都配置起来。母亲察觉到自己的文化知识和教育方法需要与时俱进，就摒弃了严肃的说教方式，将家中的饭桌转变为“讲台”，在喂食的同时向孩子们传授生活常识、道德规范与哲理。这次，她展现出更多的松弛。孩子成年离家后，我又回到母亲身边，陪伴在她的“讲台”旁。
　　年逾古稀后，母亲偶尔神态疲惫，寡言少语。家里虽然安静了，我却开始忧虑起来，惧怕母亲身体衰颓，担忧那些满载着家族历史、记忆与温情的故事，会随着她的沉默而尘封。
　　几十年来，母亲教给我知识，引导我正确的认知和价值观，她永远是我的老师。
　　母亲能在“讲台”上绘声绘色地说着话，便是我的人间好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