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鹏整理的《袁保龄公牍》。

袁保龄

从黄金山炮台俯视旅顺口东澳与船坞。

　　

文/图孙海鹏
　　1889年10月11日《申报》刊登袁保龄去世、灵柩自天津起运回陈州（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消息：直隶候补道总理海防营务处袁子久观察因病逝世。筮期本月初四日举襄扶柩回籍，丧仪并不煊赫。除平常执事外，计衔牌数对，有奉旨入城，奉旨照军营立功后赐恤等字样。灵船停泊茶店口火神庙前，护以炮船两艘云。
　　在并不煊赫的丧仪之后，由两艘北洋炮船护卫袁保龄棺椁自海路返回陈州，这也许是对袁保龄夙著勋劳的慰藉。在此后的40多天，11月28日，袁世凯自朝鲜发回家书，其中写道“四叔大人灵柩已抵陈，大事了已太半，弟心事亦稍减”。也就是说，袁保龄灵柩在此时已经抵达陈州袁氏墓园，与其兄袁保恒之墓相伴，安葬在其父袁甲三墓地之侧。此刻居于当时朝鲜的袁世凯正是崭露头角之时，风势颇盛，两次家书中以“心绪大乱”“大事”来表达其对四叔父袁保龄去世的哀痛之情，袁保龄在其心目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位置。
　　作为旅顺口海防建设的重要主持者，袁保龄是晚清以来唯一一位将自己的海防思想与海防建设实践紧密结合的官员——既充当了海防战略规划者，又充当了海防工程建设者，他的海防思想中的危机意识、责权意识、体系意识、预见意识仍然值得当代借鉴。
　　袁保龄始终强调海陆并重、能战能守的海防战略思想，并以一座旅顺口军港实现了自己全部的海防战略构想，然而他的名字却隐没于近代史的汪洋大海之中。

袁保龄与旅顺口海防建设

　　袁保龄，字子久，一字陆龛，河南项城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生。父袁甲三，字午桥，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以漕运总督病卒于陈州，谥端敏。
　　光绪七年（1881年）六月，直隶总督李鸿章以袁保龄“谙习戎机，博通经济，才具敏捷”疏调办理北洋海防营务诸差。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受命赴旅顺口督海防工，兼办水陆军防务。此时，袁保龄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时期——全面接收旅顺口海防建设工程。
　　在此之前，袁保龄曾受李鸿章委派“奉檄履勘沿海，通筹形势”，认为旅顺口“跨金州半岛，突出大洋，水深不冻，山列屏障。口门五十余丈，口内两澳。四山围拱，形胜天然，诚海军之要区也。于此浚浅滩，展口门，创建船坞，分筑炮台，广造库厂。设外防于大连湾，屯坚壁于南关岭，与威海各岛，遥为声援。远驭朝鲜，近蔽辽沈，实足握东亚海权，匪第北洋要塞也”。其赞同李鸿章所确定的在旅顺口营建海防基地的方略，虽然对旅顺口一地自然地理条件作为重要考量，但是袁保龄比较清楚水陆联防的重要意义，且不局限于旅顺口、威海卫两地北洋海防要塞，其将眼光拓展至东亚地区，尤其是袁保龄对“海权”的认知虽然并不十分明确，却也难能可贵，不能说是卓识，但远见是具备的。
　　袁保龄在写给多位友朋的书札中均表达过一个观点：在兴办旅顺口海防诸项工程同时，侧重于水陆联防，并将此时尚是荒山且人烟稀少的旅顺口视为新生城市，开始投入大量帑银及人力物力，聘请洋员为顾问，浚海开山，购炮练兵，“至是规划建筑”。这可以理解为袁保龄对旅顺口一地包括海防建设、民生建设等在内的总体建设规划。
　　旅顺口自然地理条件优越，战略位置重要，但气候条件恶劣，加之人口稀少，各种资源匮乏，食物药物、建筑物资、施工劳力严重稀缺。包括坝澳、船坞、炮台、厂房等工程以及枪炮、艇船、鱼雷、水雷等技术在内，袁保龄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因而其所面临的情况更加严峻。旅顺口海防营务处工程局先后从德国购买了大量机器及武器装备，在挖泥疏浚海澳、营造水雷营、鱼雷营和诸多炮台过程中，袁保龄需要借助于外籍顾问及其他工程技术人员。
　　船坞工程为旅顺口海防建设核心工程之一，施工难度高，可资借鉴的施工经验少，工程浩大，花费甚巨，且时间紧促，不容拖延。面对如此艰巨的施工任务，作为主事的袁保龄事无巨细，凡建坞工程中的一切施工规划、财务预算、添购机器、人事协调、监理施工、沟通外员、物料调拨均需其精心考量，每事具禀，逐一落实。而且需要随时向位于天津的水师营务处、海防支应局、军械局、机器制造局、大沽船坞等衙门主要官员汇报工程进度，协调人员配备，沟通器械有无，呈报禀牍，申请款项，核算报销，往来公牍不断，身为旅顺口营务处工程局总办的袁保龄所面临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袁保龄自光绪八年十月初三日（1882年11月13日）清晨抵达旅顺口，至光绪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1886年10月19日）在天津节署突然发病，旋留养于天津，前后总计4年时间。在此期间，袁保龄一直按照规划设想，在中外僚员及毅军、庆军、护军等驻兵配合下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防工程建设。
　　“旅顺建港的诸多重大工程，皆于其手中先后完成。由于工大事繁，不论在人事、经费与工程技术等方面，均曾遭遇到无数的困难，卒赖其赤忱、定见与魄力，始得一一克服”。著名史学家王家俭对任职旅顺口营务处工程局期间的袁保龄的这一评价颇为客观公允。

袁保龄公牍的整理与意义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七月，袁保龄病卒于天津寓所，十月底归葬陈州。李鸿章奏请照军营积劳病故例优恤。诏从之，赐祭葬，赠内阁学士。
　　袁保龄去世之后，其生平经历已经成为文献中一行行文字。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袁保龄第六子袁世传决定编纂《项城袁氏家集》，这部家集历时八年方才告成，有皇皇56册之巨。作为《项城袁氏家集》中卷帙最多的部分，袁保龄《阁学公集》保存了较多与旅顺口海防建设有关的文献，当此书刊成之时，距离袁保龄去世已有二十余年。
　　而公牍十卷中收录自光绪八年（1882年）九月十九日始，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月二十日，共计231篇。内容中除少数几篇外，其余均为向李鸿章请示汇报旅顺口澳坞工程进展情况以及北洋水陆军防务事宜，非常集中地呈现出袁保龄在旅顺口海防营务处工程局任总办时期的事功。
　　将公牍与书札及《袁氏家书》中的相关内容对读，能够比较详尽地展现出彼时旅顺口兴造营建过程以及袁保龄的个人理念，同时，围绕着旅顺口海防工程建设这一主题的展开，袁保龄与李鸿章、张树声等主管上司，与李鸿藻、张佩纶、章洪钧、张之洞等师友，以及和周馥、刘含芳、丁汝昌、汉纳根、瑞乃尔、善威等人就海防建设协作与沟通等问题，几乎构成了一张光绪八年（1882年）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之间北京、天津、山海关、营口、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烟台，甚至包括朝鲜马山、平壤等地在内的错综复杂的北洋网络图。另外，袁保龄任职旅顺口海防营务处期间，适逢朝鲜发生壬午、甲申两次事变并且与中法战争纠缠于一起，以袁保龄为核心的旅顺口海防营务处因应突发事件的全过程，在《阁学公集》中有比较详尽的叙述。
　　然而袁保龄公牍问世一百多年以来，迄今尚未有一个完整的整理本，偶尔为学者所征引，也仅限于某个有限时段或者地域。这无异于以管窥豹，作为北洋水师前期建设群体之一的旅顺口海防工程团队主要领导者，同时作为北洋水师前期防御体系构建的主要参与者，从这两个角度讲，对袁保龄个人经历及其事功的研究无疑是缺失的。
　　晚清两次海防筹议的时间为同治十三年（1874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之间的11年。袁保龄出任旅顺口营务处工程局总办的时间为光绪八年（1882年）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之间的8年，后3年因病休养，不再问事。将两个时间段相叠加，袁保龄作为北洋属吏直接参与了从光绪八年（1882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之间的海防筹议与海防工程实践。自光绪十二年（1886年）底，袁保龄因病不能任事，直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病逝，在近3年时间里，正是北洋旅顺口海防建设工程验收并投入使用之时，北洋水师亦在此时成军。
　　袁保龄遗留下一片和海防梦想有关联的建筑。从光绪八年（1882年）开始的包括海门工程、库房工程、电报局、鱼雷营、水雷营、陆弁兵医院、炮台工程、澳坞坝岸工程等数大项工程在内的旅顺口海防工程体系建设，总耗资将近200万两白银。仅炮台工程一项，包括了黄金山炮台、崂嵂嘴炮台、老虎尾炮台、威远炮台、蛮子营炮台、母猪礁炮台、馒头山炮台等13座炮台，环绕在旅顺口周边高山之巅，70余门各口径大炮拱卫着李鸿章精心设计的北洋水师“老营”旅顺口，累计花费白银30余万两。这所有的遗产带着袁保龄及其施工团队的梦想，在风雨飘摇中，幻灭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之役。
　　在宏大历史之下，袁保龄及其施工团队，包括为数众多的海防建设先行者们却隐入历史的幕后。《袁保龄公牍》的点校整理，正是要打捞这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