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手稿。

今注本《汉书》品读会。

　　“这个工作上瘾，往那一坐，好几个小时就过去了。”负责《今注本二十四史》编辑工作的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秦汉史研究室主任赵凯说，“发现一条，哪怕一个字，都有成就感。也许在外行看来，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就一个字，可以快乐上一个星期。”
　　校勘完《史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吴树平大病一场，说着“不弄了不弄了”，又回到书桌旁。采访前一天，他勘误出一个字，他用很长时间仔细解释探赜索隐的过程，“陶醉”
　　“自得其乐”“又发现了新大陆”。

“从书斋走向大众”

　　2020年，《今注本二十四史》首批7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之后两年，第二批第三批共11种面世。
　　今注本《宋书》在第一批出版之列，主编朱绍侯非常高兴，出版座谈会那天晚上，90多岁的老先生破例喝了酒。
　　让赵凯印象极深的，是座谈会上朱绍侯发言的第一句话：“咱们书出版以后，要注意一项工作，就是收集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
　　他郑重地拜托大家，做好追踪工作，为将来的修订做好准备。
　　“古籍整理，如同秋风扫落叶，随扫随落，难以画上句号，错讹之处不可能一下子扫除干净。”《今注本二十四史》执行总编纂孙晓说，对于《今注本二十四史》这种内容复杂且成于众手的作品来说，更不可能一步到位。
　　“怕有错误，我就不敢出了，如果那样它永远出不来。”赵凯记得朱绍侯一直说，不要怕出错。
　　孙晓担任今注本《汉书》主编，书刚拿到就开始着手勘误。赵凯把书带上课堂，让学生们“挑错”。
　　“任何一部书要成为精品，都要经过不断打磨。”孙晓希望，这套书的修订能得到制度保证。“有一个地方，有固定的经费，能长期修订下去。可能以后没我们的名字了，再修订可能我不参加了，但这本书流传下去了。”为了这件事，他又开始写信。
　　有人担心，工作这样艰难，还会不会有后来者？“中华文明几千年传承下来，每个时代都有优秀的人站出来，为传承做自己的贡献。”今注本《后汉书》主编卜宪群认为，“《史记》刚出来也是藏之名山，后来逐渐流传，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要坚信自己所做的事业有光明的前景，不能悲观，不能悲观。”
　　的确有些事，带来了慰藉和信心。第一批书出来不久，有人告诉赵凯，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发布的2022年度中文图书借阅排行中，今注本《史记》年度第六，一起进入前十的，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武侠小说。
　　他们没做任何推荐，这么多年轻人自发去读这样一本史书，赵凯很惊讶，转念又觉得，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项目启动之初，他们就将目标读者定为两类，研究者和“中等文化以上”的普通读者。他们希望降低阅读门槛，让二十四史“从书斋走向大众”。
　　王石觉得，这是千百年来第一次向大众提供了一种可能：只要你接受过或相当于大学文科教育，只要你有意愿，只要你静心存念，你就能够成为它的读者，你就能够读懂二十四史。
　　校勘时，赵凯专门请年轻的研究生来“把关”，把不懂的地方标出来，专家们再由此调整校勘的尺度。“就是怕忘了初心。”
　　“为人民做学问，不要老觉得我理解这个事就够了。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地往复来回换位思考，大家懂才是真的懂。”他说。
　　这看上去像在自讨苦吃，面向广大读者，意味着更大的注释量、专业与普及的不断拉扯、异常复杂的统稿……为什么这样希望大家读史？
　　“二十四史是历史研究的基石。”吴树平觉得，理解二十四史的人和事，能更好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对中国的前途会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他记得，编纂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最难的日子里，淹通文史的魏晋南北朝大家王仲荦告诉他，“咱们都是搞历史的，搞历史的就应该看清一点，历史就像泉水，不管石头怎么阻挡，它最后总要往前流的”。

“温情与敬意”

　　又断了。
　　2022年，与华侨城的合作再次遭遇资金上的困难。孙晓把单位分的一套房抵押出去，借钱发了编辑部的工资。
　　编辑刘艳强从没问过孙晓怎么办，“对这个项目能不能做完，我们好像一直没有怀疑过”。编辑们手里的工作一刻没有停。
　　余下的都是大部头。未出版的《明史》《宋史》《两唐书》等6部今注本的体量，超过已出版的18部的总和。
　　“实在不行我把房子卖了，把书出齐，这个也没什么。”说起这件事，孙晓用的是一种再平常不过的语气。
　　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打算借钱，不能以文化促进会的名义，就以他个人名义借。对于最后的出版，他们都没什么担心。稿费的大头已经发了，难过、压力、苦涩的艰辛，都扛过去了。
　　“我常想，理想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它可能很孤独，很空洞，很乏力，甚至很可笑；也可能很强大，很有力量，甚至很现实。”王石说。
　　直到做完，《两唐书》今注本主编之一、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毛蕾才敢回头看看到底走了多远。“我也不知道当时那个人怎么敢想去做这么一件捅破天的事。”
　　写的时候她就在想，《两唐书》今注本出版以后，她要一本一本摞起来，跟它们合个影。大家算了算说，估计比你一个人还高呢。
　　这些年，她越来越觉得，学历史的人好像时间尺度跟许多人不一样。“事情是很漫长的过程，一下两下，不能够决定什么，有的时候盖棺都论不了定。很多事情是用时间堆起来的，用几代人的生命堆起来的。”
　　被问过很多次，为什么坚持下来，王石总想起钱穆的一句话。这位国学大师希望国人树立一种信念，“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温情与敬意’，这五个字说得多么好！我想这也是‘今注本’所有编纂者、出资人、组织者、参与者所共同的内在动力。”
　　只是，相比于漫长的历史，人的一生太过短暂。
　　第一批书出版没多久，孙晓在出差路上突然晕倒，电击，抢救，心脏装了一个支架。医生建议他，什么都不要干了，他不听。
　　“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太短。”头发已经花白，延退的日子就要临近，可他还有很多事想做，比如倒写一本小说，从未来一直写到古代。他总跟学生说，做学问要有勇气。
　　项目启动时，毛蕾还在读书，今年夏天，《两唐书》今注本近2000万字终于全部交稿，她已经退休。
　　2017年项目重启不久，主编杨际平患病，要打靶向药治疗。用药那天必须休息，但一过，他便“满血复活地去工作了”。毛蕾回过头想，“他好像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意念，就是他要让这件事情做完”。交稿后不久，今年8月，杨际平去世，没有等到《两唐书》今注本出版。
　　曾负责今注本《隋书》的天津师范大学教授马俊民走得突然，没留下什么交代，今注本《隋书》主编之一、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张玉兴记得老师说过一句话：“在我退休之前，甚至在我有生之年，能为后人留下一部整理过的正史，这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
　　2020年今注本《隋书》出版，张玉兴带着书去给老师扫墓。“给他念叨念叨，这个书出了。”书太珍贵，他没舍得烧。
　　作为发起人和执行总编纂，赖长扬没能看到任何一本书出版。2017年华侨城投资刚刚敲定，他查出患癌。为重启召开的大会上，赖长扬准备了一篇发言稿，是夜里因为病痛难以安睡，披衣伏案而就的，名字叫《社会的历史文化责任和历史学家的职业担当》。
　　他写道：“中国的史学家，至少从司马迁开始，就是一群有历史自觉和职业担当的志士仁人！他们宣称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们立志要为实录、直书而舍生忘死。从唐朝的刘知几到清朝的章学诚，先后对史学家提出‘德、才、学、识’的比较全面的要求，这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对史学家的职业素养要求。今天在这里，我要大胆地在这四个字的基础上加一个‘情’字……虽然在我一个人的生命史中，她（《今注本二十四史》）占据了我几乎半生的时间，但我觉得这是值得的！能够用自己的生命为社会、为民族、为我热爱的历史学做出贡献，这是太幸福的事情。”
　　他没能亲口朗读，大会开幕前10天，赖长扬去世。
　　赖长扬即使患病期间，刘艳强也没见过他的颓废。“他其实有很多遗憾和不舍，但是他又很看淡这件事。”她说，“从历史上你能看到太多人的生生死死，一个人的传，长的几百字上千字，短的可能几十个字，这还是能进入正史的那些人，有多少人只是一个数字。”
　　刘艳强觉得，这些人，做这样一件事，“并不是说要在百年以后留名”，而是，“我活着，我要做点有意义的事”。
　　没有担任任何一部史书的主编，这位“永远有一身很干净很漂亮的衣服”的历史学家，最后留下的，是一部充满浪漫色彩的自选集，名字取自他怀恋一生的故乡嘉陵江。
　　去世前一个月，赖长扬完成了自选集的题记，他写道：“历史文化的研究是人文学科，应该充盈着人的气息，那就是其作品应当展现出作者的人格、性情和志趣，骨子里应贯注着坚韧、执着、求真的科学理念，而又外扬着勃发的生命气息。这是我的追求。”
　　据新华社 图据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