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东

　　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巴蜀，塞及其相关的关、寨、碉，就成为标志性的文化地理符号，剑门关、钓鱼城、羌族碉楼、土司官寨都是其中的代表。历史遗留下来的要塞，不仅是军事设施，也是“历史之塞”，若干历史信息在这里淤积发酵弥散，成为穿越历史的一个通道。
　　马平长篇小说《塞影记》中鸿祯塞的原型，是坐落在四川武胜县的宝箴塞。这座建于清末的私家要塞，是川东彪悍民风的缩影。宝箴塞那浸透历史感的城墙，那有序规划的枪洞，还有那功能齐备的房屋，依然能激发丰富的历史想象。
　　川东人的强悍，在宝箴塞也不难捕捉到。但马平似乎并不满足于此，他要写的是“情”，小说题引叶芝的诗“爱怎样逝去/又怎样步上群山/在繁星之间藏住了脸”，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在厚厚的要塞城墙之内，能出现什么样“在繁星之间”的情感？
　　《塞影记》对“情”的书写，与“塞”紧密联系在一起。平地而起的鸿祯塞是乱世强权的象征，作为地区权力中心，当地人的生活会因它而有所改变，主人公雷高汉一生都与它捆绑在一起。
　　雷高汉为雷家收养，成为包家名不副实的女婿，与梅云娥的爱情纠葛，包括此后的经历，都能在鸿祯塞之后的权力结构中找到渊源。若没有鸿祯塞的强大影响力，雷高汉和梅云娥各有其生活轨道，他们或许也能走到一起，但那一定是另外的形态。鸿祯塞将他们吸入了一个漩涡，使之成为情感世界里残缺的人，也因为此，他们开始了情感冒险。
　　雷、梅执着追求人间真情，虽然无法实现长相厮守，但至少收获了爱情的结晶。这种在爱情面前的强悍，在巴蜀文学中很容易找到原型，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蔡大嫂与罗歪嘴、觉慧与鸣凤皆是如此。所以，《塞影记》中所书写的“有情之塞”，在川东地区、巴蜀文学之中有着它的“根”，也因为此，小说所抒之情就更有了力量。
　　《塞影记》在艺术上的传神之处，还在“影”上。对小说家而言，追求“影”的效果，可以为叙事带来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当然这也更考验创作者的创造力。马平对“塞影”的追求，是通过“戏”的方式实现的。
　　《塞影记》总体采用了双线结构：一是当下“我”和雷高汉及相关人物的接触；一是雷高汉讲述关于鸿祯塞的历史故事。两条线索形成如同“看戏”的效果，历史在戏台上上演，当下如同戏台之下的观众。这种安排可以强化当下与历史的联系，也为历史叙事增加了情感因素。
　　就历史叙事而言，因为当事人雷高汉的讲述，鸿祯塞就不单纯是一个对象，而是记忆，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包含了情感，这保证了故事的戏剧性和传奇性。就当下和历史的联系来说，当事人的“讲述”和叙述者的“接受”是一个情感不断认同的过程，它成为叙事“变奏”的风向标，在很多时候，叙事者都可以掩饰自己的情感，遵从历史讲述者的情感发展；而在两个情感高度共鸣的时候，叙事者的情感参与到叙述中，强化当事人讲述的情感烈度。在雷高汉身上表现出的那种川人情感，在“我”这个异乡人身上得到了传承。
　　《塞影记》许多局部的描写，具有戏曲表现中的朦胧性。在小说中，虽然缺少综合艺术运用的效果，但通过叙事节奏的变化、情节的合理设置，当然还包括人物情感层层铺垫，也能实现戏曲中感受到那种朦胧性。《塞影记》有两处让人记忆犹新的情节，完全可以平移到戏剧的舞台上。一处是雷高汉和梅云娥在碉楼上的会面，另一处描写是雷高汉通过磷火寻尸骨的情节。
　　《塞影记》是一部成功的小说，从讲好“中国故事”的角度，也能为当代作家提供不少成功经验。第一个经验是建构宏大叙事的地方路径。“中国故事”的说法，包含了宏大叙事的内涵。马平在《塞影记》中所体现出的方法，是牢牢把握“人”的地方性格，进而让它成为历史的主宰。人物有了地方性格，虽不能说就取得了成功，但至少可以更加鲜活。
　　第二个经验是挖掘传统文化的资源。《塞影记》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首先是承接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塞影记》对“情”的书写，书写到中国人身上细腻的一面。其次是对川剧艺术的借鉴。这也是马平近年来创作取得成功的关键，从《高腔》到《塞影记》，马平都有意将川剧艺术融入到小说艺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