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盛基（左）在香格里拉荞麦地考察。

▲“蘑菇先生”杨祝良。

▲潜心于玉米遗传育种研究的番兴明。

　　这个10月，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人称“蘑菇先生”的杨祝良很高兴，因为消失了36年的竹荪类物种“芳香鬼笔”，被他的学生在云南新平哀牢山上重新发现。
　　同样高兴的还有84岁的中国著名民族植物学家裴盛基，老爷子在网络平台上开通账号“裴爷爷讲植物”，笑眯眯地讲述自己年轻时漫山遍野“寻花”的故事，年轻人纷纷叫着“裴爷爷辛苦了”，为老人点赞。
　　坐在工作室，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首席专家番兴明的身后是一株巨大的“玉米塔”，上面一层一层摆放着他和团队选育的玉米品种。“这只是一个展示，我们一共选育了40多个通过国家和省级审定的玉米品种，全部摆的话，肯定摆不下。”番兴明自豪地说。
　　10月13日，在COP15上，三位专家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相聚在专访室。显然，相对于讨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最好办法，他们已经用漫长的实践得出结论，“就是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视频那头，裴盛基说，就在最近，他和团队从西双版纳哈尼族所常使用的一种当地草药中，开发出了驱蚊油和皮肤药膏两种产品。

民族植物学的根在中国
“生物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是协同进化的关系”

　　将草药从西双版纳的林中带进实验室，实现人工栽培推广后，再将其重新送回家乡。小草还是那株小草，但从它身上研发出的两种产品正在产生经济价值。更早之前，裴盛基和团队将护肤植物的研究技术和企业合作，生产的护肤品不但让企业获得效益，更重要的，人工栽培植物在药用上的实践，更好地保护了野生资源。
　　“利用资源，保护资源。其实，在傣医药传承中，在民族文化多样性中，都包含了很多知识，只是我们过去还做得不够。”作为我国民族植物学的开创者，裴盛基认为，民族传统文化信仰为保护自然生态作出了重要贡献。
　　时间拨回到1981年，在中国举办的第一次环境科学学术研讨会上，裴盛基提交的论文《西双版纳民族植物学的初步研究》，令参会的美方代表感到“不可思议”：“在一个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与世界主流科学隔离的国家，居然还有这么一位年轻的植物学人对西双版纳地区人与环境、植物相互作用的调查研究得出了如此有‘新意’的结论。”
　　协同进化，这就是裴盛基对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之间关系的结论。他相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和植物有关的认知、信仰、习俗和神话故事等都属于植物文化范畴。植物文化不同于科学，但其中却蕴藏着无数的科学未知与秘密，是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理想素材，“这些植物文化是老祖宗建立起来，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宝贵精神财富，而这些财富最终成就了云南最早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民族植物学的根在中国。”专访中，裴盛基再三提及。这门原本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植物学教授提出的学科，因为璀璨的华夏文明，以及在漫长时间中流传下的上万本典籍，而深深扎根于中国。对于裴盛基而言，曾经，他的脚步踏遍云南的密林深山。如今，他的团队开始抵达一些他还未踏足过的民族地区展开调查，积累资料，“我们希望在这个时代完成一份民族物种的系统资料。”

用15年让羊肚菌不再昂贵
“我们和物种是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

　　似乎是为了佐证裴盛基对于自然和人之间关系的概括，这个10月，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祝良惊喜地发现，即使早已不是野生植物菌盛产的七八月，山里的菌种数量依旧可观，“这说明，生态环境质量变好，而自然也给出了相应的反馈。”
　　对于生物多样性的最好保护，就是可持续利用。这句话体现在杨祝良的研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羊肚菌。杨祝良和团队通过15年的努力，选育获得了20余个羊肚菌高产核心种质，解决了羊肚菌栽培产量不稳的瓶颈，在“春播夏收”、“夏播秋收”和“秋播冬收”等种植新模式下，曾经昂贵的菌种，实现了大田四季高效种植。
　　杨祝良首先将种质送到了深度贫困的独龙族、怒族，迄今，杨祝良团队指导的羊肚菌技术已经在全国累计栽培16800余亩，帮助企业和农户增收1.5亿余元。
　　“我们和物种是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杨祝良相信，若只是直接采集，资源会有枯竭的一天，而实现人工培育，将会让物种得到更好保护。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传统的观念也将逐渐转变，“其实野生菌种并不是大家所想的那么好，可能体内有比较高的重金属、微生物，所以我们可以养成新的观念，有好多东西，都比野生的更好。”
　　类似的，还有被业内评价“很棘手”的牛肝菌科分类。杨祝良和团队联合国际同行经过多年研究，首次构建了世界牛肝菌科的分子系统发育框架，并对一大批分类混乱的菌种进行了澄清，其中一些研究被国际权威专家誉为“里程碑式成果”。
　　如今，杨祝良依旧跋涉在野外，他最喜欢别人叫他“蘑菇先生”。“这还是一位小学老师起的。当时我去给一所小学做科普，老师介绍时叫我‘蘑菇先生’，我觉得特别准确，我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
“我国玉米遗传育种研究已经从‘跟跑’到‘并跑’，进化到‘领跑’”

　　同样奔波的还有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首席专家番兴明，不过，他内心牵挂的玉米地遍及世界。因为小小一粒玉米种子，事关粮食安全。
　　“1个11岁的孩子，身高还不足一米，营养的缺乏让他和同龄孩子有着很大的差距。”多年前，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偏远山村看到的一幕令番兴明至今难忘，这位自称“玉米人”的科学家想要做更多的事。
　　于是，他将选育优质蛋白玉米和鲜食玉米作为重点攻关课题之一，带领团队选育出“云瑞”系列等一批适应我国热带亚热带种植的高产抗逆玉米品种，多个品种先后入选农业农村部主导品种。其中，“云瑞88”等多个品种创下高海拔高产纪录，“云瑞47”在2012年云南干旱严重的情况下实现高产。
　　“世界范围内有300多个玉米种质，但被我国广泛开发利用的仅三四个，玉米多样性匮乏、遗传基础狭窄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威胁是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番兴明说。为此，他想要走遍全世界玉米种植国家和地区。他曾因地面48℃的高温而晕倒在泰国的玉米试验地里，也曾因前往中非共和国开展合作交流，结果一同前往的13名专家中9人得了疟疾……
　　终于，他走遍世界三分之二的玉米种植国家和地区，学习先进育种技术，引进大批玉米种质，并对种质加以驯化、改良。如今，通过钝化热带玉米的光周期反应，他引入的热带亚热带种质可以在我国北方正常开花结实，推动了热带玉米种质北移。他改良的玉米种质在伊朗、尼泊尔、不丹、印度、缅甸等国家和地区表现出优异的抗病性、抗旱性和丰产性。
　　“多年来，我们团队累计向国内外发放玉米种质1万多份次，为我国玉米育种提供了丰富的种质资源和重要的遗传材料。”番兴明相信，我国玉米遗传育种研究已经从“跟跑”到“并跑”，进化到“领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昆明报道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