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皇城坝(今四川省科技馆原址)。

老成都皇城城门。

　　

□ 李永才

　　清代诗人葛峻起在《咏明蜀王宫城》中写道：“蜀王宫殿已成荒，一带修篁傍女墙。惆怅当年御沟水，蝉声犹自噪斜阳。”沈荀蔚所著《蜀难叙略》载：“自出屯以后，日惟焚毁城内外民居及各府署、寺观，火连月不绝。惟蜀府数殿，累日不能焚，后以诸发火具充实之，乃就烬。其宫墙甚坚，欲坏之，工力舆砌筑等不能待，乃止。盘龙石柱二，孟蜀时物；裹纱罗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张献忠的军队在蜀王府的宫殿柱头上裹紧数十层棉纱，再浸油三日用火烧，使得柱折殿倾，彻底焚毁了蜀王府。一座有200多年历史、金碧辉煌的宫殿被付之一炬，一座繁盛了两千多年的成都城也被烧得只剩下一片焦土。张献忠毁城后的数十年里，整个成都城“人烟断绝，唯余荒烟茂草、颓垣败砾”。

历经战乱
仅余明远楼等建筑

　　清代康熙初年，四川省会由保宁（今阆中）迁还成都，清政府在原蜀王府承运殿前划出一部分，改为贡院。贡院里的主体建筑“明远楼”和“至公堂”，皆沿南北中轴线建造在“蜀王府”宫殿旧址上。东西两边则为上万间考棚，是全川学子参加乡试，考取举人的地方，规模最大时可同时容纳13900多人进考。贡院前一条长300米的皇城坝街，也改名为贡院街。贡院内至公堂前竖立了一牌坊，正中有“御书”木匾，下面有乾隆御书“旁求俊义”四字。
　　辛亥革命之后，四川成为了全国军阀混战时间最长、次数最多、损失最大的省份。1917年，驻川滇军罗佩金部、黔军戴戡部先后与川军刘存厚部进行了激烈的巷战，市中心的皇城地区是主战场。在这年“打皇城”的战事中，皇城内的建筑与皇城附近的贡院街、三桥北街、东西御河沿街一带均遭焚毁。时人余承基在《刘戴成都巷战血迹记》中感叹说：“省城繁盛之处已焚去一半，人民失业者不下十余万，诚数百年来未有之浩劫也！”这次战乱后，皇城城墙大部拆除，只保留了南面的城墙和城墙上的三座卷拱门，以及里面的明远楼、至公堂等主要建筑。
　　从此以后，皇城这片区域就不再作为官署，而是主要作为办学场地，先后有四川优级选科师范学堂、四川高等师范学校、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大学等在这里开办。1931年，由成大、高师与四川大学合并组成的四川大学成立，这里是校本部和文学院与法学院的所在地，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大学迁往峨眉山办学为止。“皇城”外面的石牌坊，正中是“为国求贤”四字。两旁的题字分别是“会昌”“建福”。可见，那时皇城内学校荟萃，弦歌不绝。
　　在军阀混战中，学校也经历了今天难以想象的灾难。1932年11月，刘文辉的二十四军与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在成都城内又打起了巷战，皇城地区再次成为了主战场，一度形成了四川大学的前门由二十四军占据，后门由二十九军占据的战斗场面。教师学生只得纷纷避难，校舍损失严重，以致第二年招生时四川大学仅有200多人报名。两次军阀大战使蜀王府遭到极大破坏，老皇城也逐渐被废弃，但明远楼、至公堂等建筑还一息尚存，并未被完全毁灭。

皇城兴衰
老地名留存历史气息

　　抗日战争时期，位于皇城里的校舍又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轰炸。在1939年的“7·27”成都大轰炸中，皇城内的至公堂、明远楼等建筑全部被炸，127间房屋及上千家民宅变为废墟。导致一万多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从此之后，这一带逐渐冷清，外来难民与本地贫苦百姓在这里搭建了若干简陋的房屋或竹木茅舍。皇城坝成为了以城市贫民为主体的贫民窟及三教九流的集聚地。
　　李劼人先生曾如此写道：“皇城坝在没有开办学堂之前，是一个百戏杂陈，无奇不有的场所。有说评书的，有唱金钱板的，有说相声的，有耍大把戏的，有唱小曲子的，有卖打药和狗皮膏药的，有招人看西洋景的……”市民们三五成群，就像赶花会一样，转起皇城坝来了。一些艺人生活无着，也被迫到皇城坝来唱“火把”戏。如川剧名演员陈书舫等人，有时也来唱两折木偶戏；京剧名丑娄外楼和相声名家戴至斋、吴遐龄、吴小楼等也常到此扯圈献艺。
　　1949年后，这一片备受摧残的地区，受到新时代阳光的照耀。千万军民热情自发地整治百年淤塞的御河，以学愚公的精神，修起西南最大的体育场。皇城内外各个地区，包括阴暗角落，陆续不断得到清理。之后，成都市政府也设在皇城内，原有那些席棚纸屋户，都被拆迁，小商小贩得到妥善安置。
　　之后，人民南路修好，每年“十一”，皇城城门上都要搭建观礼台，张灯结彩。人民东路至顺城街沿线，各界群众手持彩色小红旗，在鼓乐声中经过广场观礼台，接受检阅。
　　岁月荏苒，历经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后，蜀王府残存在地表上的遗物逐渐消失，只剩下老地名：金水河、玉带桥、东华门、西华门。如今，行走于成都的后子门一带，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丰富的遗迹和文物出土，都打上了蜀王府的烙印，向世人诉说着千年城市的辉煌与精彩。老皇城的兴盛和衰亡，书写了成都一段灿烂而悲壮的历史。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晶的话尤为动人：“留此一片土，犹是成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