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华教授生动阐释杜甫的中国式人道主义精神。

传习志愿者向刘明华教授请教。

　　4月26日，“名人大讲堂”正式开启“杜甫文化季”。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刘明华入川，以《杜甫的民胞物与情怀》为题，带领观众走进被誉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的一生，了解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讲座结束后，四位来自不同学校的青年传习志愿者继续向刘明华教授请教关于杜甫“民胞物与”情怀的相关问题。
　　传习志愿者肖奕慧向刘明华教授请教，杜甫一生中经历了很多常人无法体会的苦难，这些苦难与他的“民胞物与”情怀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在讲座中，刘明华教授曾经讲到过相关的内容，他总结道：“杜甫经历的很多苦难，是其他诗人所没有经历过的。正因为他经历了这些苦难，所以他在表现自己苦难的时候，那些诗本身就已经很感人。但他在表现自己苦难的时候，同时又想到了天下人的苦难，这就让他的诗歌有了更多能够打动人的气质。”
　　另一名传习志愿者陶姝岚对杜甫年少时候写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颇感兴趣。她向刘明华教授请教，年少的杜甫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了这样的理想。而这一理想，又是如何影响了杜甫这一生？
　　“他这一首诗的全称叫做《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在学术研究中叫做干谒。这首诗是他在长安十年期间所写。”刘明华教授说。直到杜甫30岁左右，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他回到了长安，开始给朝廷的官员们写诗，试图获得推荐，帮助他在考取仕途的路上谋个一官半职。“‘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是杜甫最悲惨的一个时期，他在诗中大倒苦水，但也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生于官员家庭，他生来就认为要利国利民，帮助皇帝治理天下，让天下的风俗回归到一个非常理想化的时代。”但刘明华教授同时说，也正是这样的理想和他“出于公心、坚持正义”的性格，让杜甫“倒了霉”。
　　“杜甫任左拾遗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不认同皇帝的一些决策，讲话也很直接，皇帝对他不满，动了杀心。但是因为有人为他求情，提出左拾遗的职责就是给皇帝提意见，这才免于一死。”后来，杜甫便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再后来就到了成都，开始了他漂泊的生涯。刘明华说，这句诗是杜甫远大理想的一个最真实的表现，他曾经有机会接近这个理想，但也正是因为他的理想和性格不能为皇帝所容忍，而离开了政坛。
　　第三位传习志愿者赵越起则向刘明华教授请教，居住在蜀地，对杜甫的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杜甫现存作品的绝大部分，是他到了四川以后写的，这是很了不起的。”刘明华教授说。在入蜀之前，杜甫已经有了一些堪称伟大的作品，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反映战争带来的苦难、批判社会不公的作品。“这些诗已经能奠定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但是他到了成都以后的作品，可以说奠定了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刘明华说。
　　刘明华认为，杜甫来了成都以后风格大变。因为他远离了官场的烦恼，远离了战争。同时，在朋友的帮助下，杜甫得以在草堂落脚，体验到成都的优美风景，度过人生中相对安逸的时光。“这段时间在成都的生活，为杜甫的作品增添了五彩斑斓的色调。”刘明华教授举例道，“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就是很好的例子。“只有人很闲适、心情很愉快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经历。成都，让杜甫高高兴兴地生活了几年。”
　　最后一位传习志愿者王邵佳则向刘明华教授提问，“三吏三别”对后世诗歌创作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也是早期批判现实的一组优秀作品。它的巨大价值和崇高地位，体现在它的写作方式和写作内容。”刘明华教授说，他最喜欢的就是《石壕吏》和《新婚别》。在讲座中，刘明华教授曾讲到，杜甫对战争的批判，是出于对民众的同情，而不是战争的正义与否。因此他在作品中反对的，是征兵过程中“非人”的举措，“可能是兵役”，“也可能是繁重的劳役”，刘明华教授认为，这一点在《石壕吏》中体现得非常清楚。
　　“无论战争是正义还是非正义，只要这些‘吏’在执行规定的时候不考虑具体的情况，为了完成指标和任务而做不好的事情，杜甫都不赞成。所以他的本质出发点，是对民众的关切，对人民的热爱。”刘明华如此理解杜甫的心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摄影 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