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兴友

　　风和阴凉，稻秧青，秋丰田中勤。
　　成都平原，三夏时节，正值栽秧子的季节。龙泉山麓三州山丁家堰，刘婶独自在一片水田里插秧。一些鸟雀时而停在她的身边装着秧苗的竹筐上捕虫食，时而在她头顶绕来绕去，似乎在为刘婶排遣着栽秧子的单调与寂寞。
　　“刘婶，你咋不多请几个人帮忙啊！这么大一块田，一个人要栽到啥时候哟。”我问。刘婶抬起头来，一只手掌心拖着一撮绿油油的秧苗，一手擦着汗水，又反剪到背后，轻捶着背。她说：“青壮年都到外面打工了，不好请人啊！”其实，不愿意请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工成本过高。一亩田加上种子、肥料、收割要开支1000多块钱。一亩田的收成1000多块钱，请人等于白干。
　　栽秧子，就是把小田育的秧苗移栽到大田。多年前生产队时期，栽秧季节，社员一起栽秧的热闹场景，让人记忆犹新。
　　四川有“打谷子的饭，栽秧子的酒”之说。后来，大田零分到户变小田，制约着机械化作业，栽秧子全靠“熬骨油”。一个家庭如果没有人帮忙，要在栽秧季把秧子栽完是很难的。于是，村民小组长就挨家挨户统计栽秧子的时间、水田及人工数量。统计完了，组长就按时间顺序组织乡里乡亲到各家栽秧子。到哪家栽秧子，哪家就负责后勤保障。后勤保障，无非就是保障大家伙儿的“吃与喝”。
　　有一年二三月间，轮到我们家栽秧子了。平时“吝啬”的母亲一下子大方了起来。她变花样似的，一下子把腊肉、卤肉、盐蛋、花生、豆花、细面馒头、米酒、高粱酒全部“变”到了桌上。
　　栽秧子分工明确：力气较小的妇女到小田铲秧苗，力气大的男子就肩挑背磨运送秧苗。赤脚在水田里栽秧的活儿看起来没有重力压肩，可整天弯腰埋头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到了晚上没有不喊腰酸脖子疼的。
　　主人是崇敬栽秧人的。在物质并不发达的上世纪80年代，川西坝子栽秧子，除了早中晚饭还有半晌午和半下午的“打尖”，合起来一天要吃五顿饭。半晌午“打尖”是上午10点，主人把熬好的红糖荷包蛋汤端来，大家放下手上的活儿，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利索地让荷包蛋溜进肚里，让肚皮踏实起来；半下午的“打尖”则是一碗清汤挂面，碗底埋一个荷包蛋。第二天，帮忙栽秧的人转战到另一家栽秧。周而复始，从为第一家栽秧子到栽完最后一家人，相互之间不问工钱，亲密无间。
　　如今，互助栽秧及“五顿饭”的栽秧酒已离我们渐行渐远，“栽秧酒，喝起走”却一直在记忆中萦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