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部老式照相机,珍藏在我家书柜的玻璃橱窗里,这是一部1968年上海生产的海鸥牌120-4B双镜头反光相机,每当我盯着它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发起呆来。
说起相机的来历,还有一段往事。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哥在县革委会(当时的县政府)当通信员,后因工作调动,哥哥到了商贸系统,当了国营照相馆的一名技术员。
1984年,我考上了大学。那年,我常到哥哥屋里去玩,好几次都看见了这部相机。这是一部有着棕色牛皮外套的相机,牛皮外套就像一个倒立的“小鞋盒”。很长一段时间,“小鞋盒”一直挂在哥哥的衣帽架上,仿佛是被人遗忘了的东西,我知道那是哥哥工作用的相机。我内心十分好奇,但又不敢触碰。终于,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哥哥;“怎么没有把相机放回单位呢?”哥哥说:“这是一部坏了的相机,修不好了。”听他这样一说,我便把相机从衣帽架上取下来,打开皮套,抱在怀里,小心摆弄,却不知道坏在哪里。见我如此喜欢这部相机,哥哥说道:“送给你吧,上大学的时候带去修,修好了就是你的。”我惊讶地望着哥哥,如获至宝,暗自窃喜。
那年我去绵阳上大学,就把这部相机带到绵阳,花了7元多把相机修好了。那个时候,在大学校园里,别说相机,能有把吉他,都会令同学们羡慕不已。每逢星期天,我挂着相机,和同学们一起时常出没于学校的荷花池边、子云亭旁,还有教学大楼前。来一张合影、拍一张生活照,我俨然成了同学们心目中的摄影行家,也因此在学校有了一定的知名度,甚至比我们班的班长还小有名气。
因为相机的缘故,我的人缘很好,也学到了很多摄影知识。我甚至煞有介事地传授摄影技术给几个要好的同学,从他们赞许的目光里,我真切感受到知识的力量和校园生活的开心与快乐。
拥有了这部海鸥牌120相机,我的摄影水平提高很快,参加学校的摄影书画展还获得了名次。在学校图书馆,我借阅最多的是摄影方面的书籍,学会了摄影构图和逆光拍摄的一些要领。我翻阅当时蜚声海内外的中国摄影名家的作品,知道了石少华、沙飞;我观赏研究薇薇安·迈尔和亨利·布列松等国际摄影师们的作品,耳濡目染,对摄影美学朴素的理解也让我的素描绘画有了很大的进步。
闲暇之时,我用专用镜头纸擦拭相机的两个镜头,对它精心呵护。相机犹如我的一位好朋友,每次按下自拍快门听到倒计时12秒的“滋滋”声响时,心里特别舒服。如果有一段时间不去触碰相机,甚至有些不习惯。
当时,找不到可用于120相机的彩色胶卷,我使用的是专用的黑白胶卷,每个胶卷可拍摄12张或16张,为节省开销,我学会了冲洗胶卷。晚上,等同寝室的同学们出去上自习的时候,我就把买来的显影粉和定影粉,按比例兑好清水,分装在两个大盆子里放到床下。关门,关灯,拉上窗帘。钻到床底下,把胶卷取出来放入盛有显影粉的清水盆里,拉住胶片徐徐展开,反复冲洗,最后把胶片放入盛有定影粉的清水盆里做定影处理。不到半个小时功夫,湿漉漉、滑溜溜的底片出来了。用木夹子夹上晾干后,底片上的影像逐渐清晰起来。第二天,再把底片拿到相馆加印,需要多少,加印多少。
一部老相机,陪我度过了大学时代的美好时光,它记录了我的青春年华,也成为我们那一代人集体回忆的一部分。一晃37年过去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部老相机虽然早已不再使用,但它犹如一个老熟人、老朋友、老伙计,无论岁月荏苒,从来不曾远离,偶尔瞥上一眼,仿佛就会进行一次心灵的对话。
如今,我两鬓斑白,皱纹爬脸。那剖老相机静默在书房玻璃橱柜的一角,胶皮开裂,尘埃斑斑。在时光的分分秒秒里,我和它彼此相守,依然留存着一份最美好的回忆与最真挚的情怀。